1 、計劃經濟時代，集體記憶中的饑餓

　　計劃經濟時代，19 世紀 30-60 年代出生的老一輩人所形成的集體性饑餓記憶烙印在其消費觀念之中，強烈的危機感造就了能省則省，重數量多于重品質，多囤糧以備不時之需，易受流言影響引發恐慌性購買的觀念，物資匱乏的切身體驗決定了其消費觀區別于年輕代的特殊性質。

河南大饑荒為原型的《溫故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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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人經歷的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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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大躍進運動鼓勵全民造鋼，大量家庭的鍋碗瓢盆被沒收造鋼，興建人民公社解決吃飯問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加之干旱等自然災害。發生大面積饑荒。該段時期內浮夸成風，部分官員虛報糧食產量，致使大面積征收公糧，人均糧食存儲降到冰點。疊加干旱等自然因素，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糧荒問題日益嚴重。

1959 年對農業形勢估計過于樂觀致使大面積征收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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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1959 年農業總產值為 475 億元，同比下降 13.6%。糧食產量 1700億公斤，同比下降 15%。而征糧量達到 674 億公斤，占總產量的 39.65%，農村年人均口糧不到183 公斤糧食。1960 年大面積干旱，糧食大幅度減產，同比 59 年再次下降 15.6%。人口非正常死亡劇增。1959-1961 年的全國死亡人數合計較此前三年與此后三年多出 1500 萬左右。

1959-1962 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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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糧食不足發起代食品運動，僅為維生必須

　　在糧食嚴重短缺的年代，為解決民眾維生問題，大力推進代食品。代食品主要有四類：包括農作物代食品、野生代食品、浮游植物代食品、合成類代食品等。營養價值低，果腹感低，且毫無口感可言。在非災年間民眾幾乎不曾食用或作為飼料使用。

　　農作物代食品主要包括農作物的葉、稈、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殼等，以及薯類作物的葉、莖、根等。野生代食品主要包括榆樹葉、樹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莧菜、洋槐葉、沙棗、鴨跖草等。浮游植物代食品主要包括小球藻等藻類，單細胞的小球藻繁殖快，一天可增殖數十倍，每 5-6 天可收獲一次。培養方法簡單，僅需水及少量藻種、氮肥便可在陽光下培養，可補充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合成類代食品主要包括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

　　為了補充主食的不足，在相對高產的沙壤土種地瓜，餐餐地瓜成為 50 歲上下農村家庭的噩夢，玉米由飼料發展到雜糧首要地位，再進一步發展為主糧地位。饑餓造成許多健康問題，其中之一為浮腫，通過麥麩、豆粉與砂糖摻制的康復粉應運而生。在此階段，食品僅作為果腹維生之必須，強烈的物資短缺危機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深厚的記憶陰影。

1960s-1970s 時食品種類單一，僅為維生果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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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經濟下物價工資雙低，票證供應下難以飽腹

　　在 60-70 年代，反修防修、興無滅資的思潮涌動，計劃經濟體制下民眾幾無儲蓄，一線產業工人月均工資 30-40 元，農民無論勞動辛苦與否，年均 360 斤口糧，人稱“受不受，三百六”。口糧須用工分折價買，社員人年均口糧約 30 余元，基本工分僅能糊口，難有余留，全年現金儲蓄低至幾元-幾十元，消費產品結構單一化，價格也較低，貴州茅臺 2.97 元/斤（62 年實施高價商品政策后漲至 16 元）。居民憑票證供應食品。糧、油、副食定量，所有食品全憑票證供應。主食定量條件下副食品又極少，沒菜、沒油水成常態，花生和瓜子供應頻率更低至一年一回。以北京為例，1965年前每逢春節居民戶均供應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 2 兩。食用油則按在京正式戶口，每人每月發放三兩油票一張，品種主要為豆油或棉籽油(衛生油)。票證供應制度下，可選品種非常有限，饑餓感充斥整整一代人的記憶，大部分民眾持續處于生活必需品極度匱乏中。

60 年代食品補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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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省市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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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的供應匱乏難以果腹，使得主餐需要小麥以及粗糧、瓜菜等來彌補，同時副食品興起，據統計，主食定量中大米僅占 10%，面粉 20%，其余供應玉米面、薯干等粗糧。糧票價格昂貴且救命，其他消費品價格較低。

1960 年煙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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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基礎糧食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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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實行定級工資制度，剛參加工作的學徒工月工資 18 元，第二年 20 元，第三年 22 元。一級工工資 27.50 元。第五年正式定級，二級工工資 32.50 元/月。60-70 年代的二級工人為較為普遍的工人待遇，以八類地區為例，大部分工人實獲薪酬在 36-41 元/月之間，大學畢業生第一年 48元，一年后轉技術員是 53 元到 64 元。

　　物質匱乏時期，糧食分配量按照生存所需的低標準進行定量，難以保證人人吃飽，重體力工人定量為 45 斤糧食/月，非體力勞動工人僅有 26 斤/月。根據各地物價志統計，至 1978 年，國家定量內大米約為 0.149～0.205 元/斤，而自由市場超過 1 元，基本生活必需品上采用國家補貼控制的定量配給制。

1978 年基礎食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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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糖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成為該階段的主流

　　包產到戶后饑餓問題逐漸改善

　　饑餓年代中主食中大米占比較低，主要為玉米、紅薯、高粱米等，這種景況持續到 70 年代后期，76 年文革結束，78 年安徽省小崗村開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1980 年中央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1 年初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僅占中國農村生產隊總數的 1%，到同年 6 月占比數值增至近 20%。農民將國家的土地承包。逐步演變為包干到戶的形式。突破大鍋飯體制后個人付出與收入開始掛鉤，極大的激發了勞動積極性。農民可將余糧出售，形成自由市場，饑餓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但當時民眾普遍缺乏蛋白質、脂肪來源的饑餓感扎根在意識中，致使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高糖高脂肪高熱量食物成為食品消費主流。

安徽包產到戶見成效，路有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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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安徽省小崗村 18 位農民包產到戶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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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后期產品豐富化程度逐漸增多，副食品消費開始進入增長周期

　　計劃經濟中，物價便宜但有數量限制，如糧食購買數量不得超過糧本上數量。70 年代末期市場自由化，消費者開始手有余錢，一直被壓抑的高糖高脂肪高熱量副食品消費需求開始爆發，并對主食及蔬菜形成一定替代效應。

　　以 1978 年為基準農村糧食、蔬菜人均消費量分別為 247.8kg、141.5kg，至 2015 年分別降低至159.5kg、90.34kg，降幅分別為 36%、36%。基礎主食類食品逐漸被高糖、高油脂、高熱量的肉、禽、蛋、水產品、糖、酒類所替代。1978-2015 年間，農村食油、豬牛羊肉、家禽、蛋類、水產品、食糖、酒類增幅分別達到 4 倍、2.7 倍、22.7 倍、9.4 倍、5.5 倍、0.9 倍、7.4 倍（其中酒類為 12 年數據）。由基礎農產品向升級產品過度，食品飲料消費逐漸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副食品消費量增幅最快的在 1978-1988 年這十年，反映出包產到戶及自由市場后消費力初現端倪。對饑荒的恐懼也激發囤貨觀念，之后大眾品開始普遍的量價齊升。

糧食及蔬菜逐漸被副食品、加工食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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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5 農村人均食品消費量變遷（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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