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由新京報貝殼財經主辦的“中國經濟新格局：乘風破浪”夏季峰會在線舉行，在此次峰會中，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倫·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和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對新冠疫情下金融市場還可能存在的風險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認為，不能排除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還可能發生大幅波動的情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倫·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稱，金融市場估值出現膨脹現象，可能會導致風險資產重新定價；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全球央行的量化寬松會造成全球利率過低，信貸更易獲取，但市場可能無法合理地定價風險。

　　肖鋼：下半年金融市場還可能發生大幅波動情形

　　在肖鋼看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其實沒有實現真正的復蘇，今年進入疫情以后，歐美日等國央行又紛紛推出零利率、負利率和無限量的量化寬松，雖然對于緩解當前全球市場流動性緊張、刺激投資和消費有積極作用，但是它的負面作用也很明顯，短期的效應無助于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從這些國家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情況來看，還造成了市場的扭曲，削減了銀行的收益，限制了他們放貸能力，有的不但沒有增加消費，反而增加了儲蓄——因為老百姓對經濟前景很擔憂，在當前負利率、零利率的情況下，反而增加儲蓄來應對風險，實際上侵蝕了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

　　肖鋼還提醒，要注意新興經濟體可能面臨的風險。“由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大部分還是使用美元，所以對他們而言，如何防范發達經濟體實施負利率和無限量、無底線的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外溢風險，就顯得十分重要。”肖鋼說，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而言，既要注意防范資產價格的泡沫，防止資金脫實向虛，又要防范資本的外流——因為美元還是全球的儲備貨幣，又要防范本國的貨幣貶值、債務違約等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場巨幅震蕩，下半年是否會再現這一系列的震蕩？“金融市場經常是受到一些黑天鵝、灰犀牛等各種外生性因素的沖擊，預測市場的發展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會不會再現上半年那樣的大動蕩，還不好下一個肯定性的結論。至少不能排除金融市場還可能發生大幅波動的情形。”肖鋼說。

　　史蒂文：金融市場的樂觀表現與全球經濟之間存在脫節

　　史蒂文表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所有經濟體都感受到了這種影響。IMF預計，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的增長率為-3%，明年將反彈至5.9%。IMF還預計，印度今年的增長率為-4.5%，俄羅斯為-6.6%，巴西為-9.1%。相對來說，中國是其中的一個亮點，是唯一一個預計今年將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IMF預計中國今年增長1%，明年增長8.2%。中國實際公布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GDP增長率為3.2%，成為第一個恢復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盡管中國上半年整體的增長率為-1.6%，但總體而言，IMF預計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其他大多數地方都好。

　　對于發達經濟體，IMF預計今年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為-8%。其中，預計美國今年增長率為-8%，歐元區為-10.2%，日本為-5.8%。

　　史蒂文指出，本次經濟衰退的規模和速度非比尋常。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將萎縮近5%，相較之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結果是全球增長率僅略低于零。即使是中國，在2008年、2009年都能保持約9%的增長，但在本次危機中，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預計將大幅放緩。“幾乎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夠幸免于這種大幅快速衰退的局勢”。

　　本次經濟衰退的原因與上次金融危機不同，史蒂文將其稱為“大封鎖”下的經濟放緩，是采取必要措施遏制病毒的直接后果。在典型的經濟衰退中，主要表現為家庭減少耐用品，通常是貿易密集型耐用品的消費減少；在本次經濟低迷中，主要是接觸密集型服務的消費量急劇下跌，其中包括旅行、酒店、藝術娛樂以及餐飲業。

　　史蒂文還指出，本次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更大，不確定性的根源包括疫情持續的時間和所需的封鎖時間。在不利的情形下，疫情可能在2021年年初發生第二次全球暴發，即使各國在控制病毒方面會做得更好，但其造成的影響仍然會很大，IMF的模型表明，這可能會使2021年的全球經濟增長下降4個百分點，甚至在2024年增長速度仍可能比IMF目前的預期低近2個百分點。在好的情形下，更強大的信心和有效的后期封鎖措施可能幫助經濟更快地恢復，2021年的增長率很可能比目前預測的高出2個百分點，五年后的增長率比目前預測的高出約1個百分點。

　　史蒂文同時指出，現階段的一些風險，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場。在今年3月份全球資本市場遭遇急劇下跌之后，近期出現一定回升，股票等風險資產價格已經反彈，在許多市場中，股票價格平均恢復至1月中旬水平的85%左右。

　　史蒂文指出，金融市場的樂觀表現與全球經濟之間存在脫節，投資者似乎在押注央行將繼續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許多股票和公司債券市場的估值出現膨脹現象。根據基金行業的模型，大多數主要發達經濟體股票和債券市場的價格水平與基本估值之間的差值已接近歷史高點，這可能會導致風險資產重新定價，從而會在本已史無前例的經濟衰退之上更添金融壓力。

　　“疫情可能使過去十年中積累的金融脆弱性具體化。”史蒂文表示，這些脆弱性包括企業和家庭債務負擔，在嚴重的經濟收縮中，部分借款人的負擔可能變得不可收拾。另外，可能的破產會考驗銀行業的彈性，非銀行金融企業和市場也可能面臨進一步的壓力，一些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正面臨著高額的外部再融資需求，這些都是潛在的風險。

　　陸挺：全球央行的量化寬松會造成全球利率過低

　　“下半年經濟復蘇所面臨的風險包括世界各國的貨幣與財政寬松政策不可能再像過去幾個月那樣持續大幅度、快節奏地推進了。”陸挺這樣說。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陸挺認為，下半年不僅存在疫情反復等因素，還包括隨著疫情持續時間的延長，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消費潛力會降低，我國自身報復性需求也會明顯回落，此前補庫存的動能將逐步下降等。

　　與此同時，隨著其他國家逐步重啟經濟、開始生產醫療物資，將影響我國醫療物資的出口。在房地產方面，由于我國本就處于下行周期，政府又堅持“房住不炒”，因此，經濟復蘇的動力會受到一定影響。此外，信貸增速不大可能保持其上半年從10%到13%的快速上升勢頭，最有可能轉向平穩，短期來看，信貸為經濟復蘇提供的動力會比之前相對小一些。

　　“還有一個風險是我國面臨著更加惡化的全球環境，尤其是美國大選疊加其他一些因素，會影響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所以制造業投資會受一定影響。”陸挺稱。

　　陸挺稱，疫情帶來的長遠影響主要有三個。其一，全球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會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正面來看，除非未來疫情依然反復，否則不大可能出現1930年的大蕭條，原因在于世界各國央行已經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技巧，即在經濟急速下滑時，如何通過貨幣政策遏制這種態勢，防范金融風險。另外，過去十年，全球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杠桿已明顯下行。

　　不過，負面效應同時顯現，全球央行的量化寬松會造成全球利率過低，信貸更易獲取，但市場可能無法合理地定價風險。一方面，利率過低會使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過去幾個月牛市遠超市場預期，造成的結果就是全球各國包括發達國家的內部都會產生貧富不均、社會階層分化日趨嚴重的情況，從而影響國家經濟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利率過低會導致金融信貸資源分配效率過低，僵尸企業明顯增加，全球GDP增速下降；政府在支配資源中的比例明顯上升，這實際上也降低了效率，造成很多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