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我都特別期待年終秀，因為一到年終秀就有新衣服穿了。

　　踏著郎朗的鋼琴聲，千山萬水走盡，我們又在一起了，感謝大家來參加“預見2021：勇敢者的心·吳曉波年終秀”。大家好，我是吳曉波，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聚在這里的時候，2020很快就要結束了，再過20多個小時，我們會進入到2021，將永遠不會再回到這樣的歲月。

　　每年到這個時候，人們都會講一句話：“我們度過了難忘的一年。”但是，什么是難忘呢?今年難不難忘?今年特別難忘。我們過很多年后可能會忘記2016年、2017年、2018年，但我想我們可能很難忘記2020年。

　　此時此刻，會場中所有同學都仍然戴著口罩。這是吳曉波頻道第六年年終秀，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估計以后很難看到這樣的場景。

　　很多年后我們想起2020年，也許腦海里想起的就是所有人都戴著口罩的場景，這將成為國民的集體記憶，留存在這個國家的記憶中。

　　今年疫情期間，我把自己關在書房里讀書，讀了很多老書，又讀了很多新書，其中這一本，大概二十多年沒碰了——加繆的《鼠疫》。

　　在這本書中，加繆說：“在同生活搏斗中，人所能贏的無非是見識和記憶。”我想，留在2020年的是一段難忘的同生活搏斗的經歷，從2020年帶走的，就是我們所有的見識和記憶。我們會從2020年帶走哪些見識和哪些記憶呢?

　　2020年大概分兩段，以1月23日為中界線。

　　如果今天你回到辦公室、回到家里，拿出去年此時的工作臺歷和我們對2020年的工作規劃的話，大概率會發現這個計劃上的每一行字，都已經被看不見的敵人“新冠疫情”給改變了。所以我們說2020年始于1月23日，亦終于1月23日。

　　以色列未來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全球暢銷書《未來簡史》。書中有一段話：“千百年來人類一直面臨三大重要生存課題，饑餓、瘟疫和戰爭，而這些課題在新世紀將呈現消失的趨勢。”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在這段話下重重劃了一道橫線，我多么希望這段話是真實的，希望他的睿智眼睛真的看到了未來。但人類到底還是一種過于自信的靈長類動物，對大自然、對未來，我們仍然充滿著無數未知的恐懼，和無數未知的可能性。

　　為了這場年終秀，我在吳曉波頻道里發起一個問題：“如果用三個字告別2020，你會選擇什么?”我們得到了2000多個答案，其中最多的是三個字：“還活著”“不容易”“太難了”。這是在告別2020年之時，每個人心里的那聲嘆息。

　　今年上半年對很多行業來說，太難了，有些行業幾乎可以說是“團滅”，它們受到的沖擊不是下行10%、20%。例如電影行業、會展業、境外旅游行業，下行了100%，這個行業里的業務幾乎全部消失;例如酒店業、零售商場、餐飲行業、線下培訓業業務下行90%;還有住宅裝修、家政服務、養殖業等下行了80%。

　　今年上半年我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如果回頭來看，可以用“三危疊加”來形容。在過去這些年里，中國產業經濟經歷了42年發展以后，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在產業轉型、國際關系方面仍然遭遇到了種種摩擦和種種挫折。

　　2020年，我們遭遇到的短期沖擊，是新冠疫情打亂了所有的秩序;我們遭遇到的中期沖擊，是自2018年4月份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特別是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又為中美貿易摩擦增加了很多戲劇性的元素。在美國大選中，中國成為一張重要的牌，民主黨在打，共和黨也在打，打來打去，導致中美貿易一直處在不確定之中。

　　中國產業經濟本身存在的中長期問題，是我們處在產業換擋周期過程中。

　　今天年終秀現場來了300多位企投會同學，其中有一位做了二十多年紡織行業，他給我打了一個比方，他說：“吳老師，我二十多年只做了一個企業，從兩年前買進新設備開始進行產業升級。我就好像有一幢已經二十年的老房子了，等有錢的時候準備重新裝修，地基換一下，梁換一下，房子裝修一下，誰知就在裝修房子的過程中，地震了，然后又遭遇七天七夜大暴雨，把我的地基徹底沖垮。”

　　很多企業家朋友，就是在正常的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遭遇到了新冠疫情，遭遇到了中美貿易摩擦的沖擊。在中國做生意的每一個企業經營者，可能都遭遇這樣的情況。不過在發生如此巨大變化時，每個人做出的反應，也不一樣。

　　今年年終秀的主題是“勇敢者的心”，我們希望在這種“三危疊加”的極端年份中，找到那些勇敢的人，看他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照片上這個人叫梁建章，是攜程董事長，上海人。他讀小學時，就得過上海市青少年計算機一等獎，大學時期讀上海交大，畢業以后到了美國讀書，然后到硅谷工作，1999年回到上海創辦了一家叫做攜程的企業，他是中國最早一批互聯網創業者中的一位。

　　2004年，攜程上市，2007年他到斯坦福讀經濟學博士。2010年時，他寄了一本書給我，叫做《中國人太多了嗎?》。在國內，他是一個很早就對計劃生育政策提出質疑、并鼓勵中國人多生育的經濟學家，十年前，這還是一個挺敏感的話題。

　　今年年初，疫情暴發，攜程應該是全中國所有大型互聯網公司中遭受沖擊最大的企業，海外訂單全部消失。

　　疫情暴發時，大型公司的企業家會做出哪些決策呢?最理性的決策是裁員。加拿大有一家著名的“太陽馬戲團”，在全球有6000名員工，新冠疫情暴發后宣布裁員95%。

　　這就是資本家，一個西方企業會做出的理智決定，等疫情過后，再重新把大家請過來繼續做我的生意。2020年，全球裁員超過10萬人的企業有2家，超過1萬人的企業將近20家。

　　但是梁建章同學選擇從3月23日開始做直播，每個禮拜親自做一場直播。于是，一個經濟學博士裝扮成媒婆、唐伯虎、皇上。

　　攜程一年交易額是8000多億，梁同學一天做直播賣掉1000間房間、做1000萬交易額，已經很了不起了，但即便這樣，對一個年交易額8000億的公司而言，仍然是杯水車薪。但是，當一個董事長把自己打扮成媒婆、海王，坐在直播間里直播時，對這家企業又意味著什么呢?

　　我們常常在商學院教室里討論一個問題：什么是企業家精神?熊彼特有熊彼特的答案，德魯克有德魯克的答案，但是在2020年，我們似乎找到一個新的答案——當災難到來的時候，那個敢于拿起刺刀第一個沖出戰壕的將軍，就代表著企業家精神。

　　照片上的這個人叫姚吉慶，是慕思的總裁，他們家是賣寢具的。疫情暴發后，慕思在全國4000多家門店全部門可羅雀，1000多個經銷商、1萬多個員工都在家里，生意全部沒有了。

　　我記得是在2月底的時候，姚吉慶給我打電話說：“曉波，我們要做直播，賣床墊。”

　　我說：“吉慶，疫情暴發時大家都關在家里，買點米有可能，買一個空氣凈化器也有可能，但是會去買床嗎?不太現實吧。”

　　但他和我說：“沒辦法，4000多個專賣店空空蕩蕩，1萬多名員工需要生活，再垂死掙扎一下吧。”

　　過了兩個多禮拜以后，他又給我打電話說：“曉波，做了幾場直播，我們賣了10萬個訂單。”我說：“你這個騙子，怎么可能有人在這個時間點買床?”而且他的寢具挺貴的，1萬元一張床墊，怎么可能賣出10萬個訂單呢?

　　然后他就傳了一張捐款證明給我：每賣出一個訂單，捐款100元給武漢，賣出10萬個訂單他一共捐出了1000多萬。我們應該給慕思這張證明鼓掌。

　　2020年，慕思一共做了十場大型直播，產生50多萬筆訂單，今年整體的業績超過了2019年。姚吉慶給我講了三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如果沒有疫情，我們不會想到做直播;如果沒有互聯網直播工具、服務團隊，我們無法馬上做直播。我們都被疫情改變，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我想今天很多中國企業家，都和姚吉慶有同樣的想法。

　　照片上這個姑娘叫做張譯丹，是1995年出生的廈門航空的空姐。疫情暴發之后，各地航空公司需要把救援隊送到湖北武漢，張譯丹寫了封請戰書，她說：“有任何困難航班我來飛，疫情航班我去飛。”航空公司告訴我，在廈門航空，有600多個像張譯丹這樣的姑娘、小伙寫了請戰書。

　　以后，再有哪個同學跟我說90后不靠譜，想想這600張請戰書。這是我們的孩子們，他們已經長大了，是有責任心的95后。

　　照片上這個小伙子叫做邢偉杰，是蘇寧駐武漢的安裝工程師。當時全國各地救援隊的人跑去武漢支援，最害怕的是交叉感染，所以每天換下的衣服都需要用洗衣機洗滌。偉杰的小隊一共5人，30多個小時沒有睡覺，共安裝了1900臺洗衣機。當時在武漢，有成千上萬個像他這樣為大家提供后勤支持、保障和服務的人。

　　照片上這位是一個日本人，夏目達也，某汽車公司駐武漢的日方總經理。武漢1月23日封城，7天以后，他從日本飛回到武漢。

　　我到武漢調研時遇到他，問：你當時害不害怕?他說不害怕。我心里想，日本人只有在喝醉酒時才說真心話。

　　3月11日，這家汽車公司恢復生產，那一天生產了20臺轎車。他跟我講這個事的時候，我的問題脫口而出：“制造一輛汽車需要600余個工種，一兩萬個零部件，在3月11日武漢全面封城情況下，你怎么找得到600個工人?”

　　他和我說找不到，怎么辦?他們向武漢市政府申請專列，把人員一個一個地拉過來，最終找來150個人，平均每個人做4份工作，花了幾天時間討論：在這種最最最極端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地區把1萬多個零部件全部配置齊?

　　結論是：大概可以。

　　9月份我去這家企業調研，那天的生產量已經超過1000輛車，超過2019年滿負荷生產能力。疫情期間，我們還找到了一個來自日本的勇敢逆行者。

　　這張照片上的人叫張晶。今年7月份我在上海打車，戴著口罩還是被司機認出來了。他說：你是吳老師吧，能不能拍張照?

　　我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他是創業者，在上海開了一個餐飲公司，給寫字樓里的人配餐，25元的套餐，三菜一湯+水果。新冠疫情暴發以后，寫字樓里很多公司關門了，于是他每天6點下班后就開始開出租車，開到晚上12點，通過開出租車賺的錢給員工發工資。

　　準備年終秀的時候，我叫我的助理找到這位司機，說我要在年終秀幫這個靠譜的創業老板打個廣告。第二天，助理和我說聯系上他了，但是他說：謝謝吳老師，我的公司已經倒閉了，現在待業在家。

　　2020年，也許并不是每一個努力的人都能看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陽。有多少同學和他一樣，下班以后開出租車給員工發工資，但仍然無法避免公司倒閉的命運。我希望明年年終秀，能看到張晶同學的新公司開張。

　　照片上這個人叫吳曉波，他平時也不是長這樣的。

　　我今年做了好多場直播，第一場直播是在2月16日，那時候我發覺公司很多業務已經徹底被疫情凍結了，于是我和我們團隊的小伙伴說：我們都在家里辦公，把890新商學的課程，特別是和中小企業管理相關的課程打包，叫做“加油老板課程包”。

　　然后我也在我家的書房里，通過直播方式把這個課程包免費送給中國的中小企業主。

　　當時我們一共做了六七場直播，全國有8萬多家中小企業主領到這個“加油老板課程包”。雖然我也不知道對他們有沒有幫助，但我們巴九靈作為知識內容的供應者，希望能夠以這樣的方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了4、5月的時候，我們發覺直播帶貨非常火爆。我們有一個新匠人新國貨促進會，希望通過直播的方式為新國貨帶帶貨。于是在6月29日，我做了第一場新國貨直播。我一共賣了20多款國貨，從晚上7點到凌晨12點30分，一直不停地對著鏡頭講。其實接近12點的時候，我已經完全扛不住了，癱在辦公椅上。

　　那天一共有800多萬人次的觀看流量——在這里非常感謝淘寶，給了我們那么多流量。800多萬人次的流量，我本事很“大”，一款奶粉只賣出了15罐，于是我成為了那個月的笑話。7月份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十五罐》，在那篇文章里檢討，在這次直播中我做錯了哪些事情。

　　我這一生進過很多的演播室，上過很多的舞臺，絕大多數我都已經忘記了。甚至像今晚這么一個絢爛的舞臺，可能若干年后我也會忘記。但是我這一生，都很難忘記6月29日那個喧囂、熱鬧，讓我焦頭爛額、狼狽不堪的直播間。

　　但是，如果今天你問我：后悔嗎?我想說，我挺不后悔的，因為在2020年，兄弟我曾經勇敢過一把。

　　在今天這個日子，這個即將告別2020年的最后20多小時的時候，我們用3秒鐘的時間，問自己一個問題：在這個讓人難忘的2020年，你有沒有做過一件讓你丟臉、感到陌生的事情?如果沒有，各位同學，這一年你真的就白過了。

　　什么是勇敢?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在愛琴海海邊思考人為什么要活著的時候，就和他的同伴討論過什么是勇敢。

　　蘇格拉底的回答是：勇敢，就是當內心產生恐懼的時候，你通過理性的力量去戰勝它。

　　我認為勇敢者有以下三個特征：

　　第一，他們走出了舒適區，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場景和空間，去挑戰自己的命運。

　　第二，他們堅持專業主義。勇敢不是魯莽，你需要用理性去克服恐懼，所以，堅持專業主義，是2020年小有成就的勇敢者們共同的特征。

　　第三，敢于嘗試新的工具。今天，我們應該感謝很多中國互聯網公司，它們在非常艱難的2020年，提供了大批新的工具。在數據化、交互協同等工作上，這些工具幫助我們完成全新的嘗試。

　　所以我認為，在2020年，沒有新的思維突破，就沒有勇敢的支點;沒有新的數字工具，就沒有勇敢的資格。勇敢本身應當還是一個理性化的行為。

　　自蘇格拉底以后，也有很多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企業家，都談論過什么是勇敢。

　　叔本華說：“勇敢就是一種堅韌，是我們具有任何形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戰勝的能力。”

　　馬克·吐溫說：“勇敢并非沒有恐懼，而是要能夠戰勝恐懼。”

　　美國的海軍上將哈爾西說：“世界上沒有偉大的人，只有普通人迎接的巨大挑戰。”

　　而我剛剛講到的這些勇敢者們，從梁建章到姚吉慶，到張譯丹，到邢偉杰，到張晶，到今天站在臺上的我，我們都是一些普通人，和今天所有來到現場的嘉賓、正在觀看直播的同學們一樣，我們都是普通人。

　　只不過是在2020年，我們這些普通的人類，用自己的勇氣迎接了一場猝不及防的挑戰，讓我們具備了勇敢的心。因為我們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勇敢者，所以咱們交出了一份挺好的“中國答卷”。

　　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預測的2020年數據，全球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是哪個國家?中國。太不容易了，我們是最早被推進泥潭的國家，但是在2020年12月30日，你打開世界地圖，還允許今天這么多人聚到同一個空間的地方，還有嗎?

　　那么為了交出這份答卷，這個國家經歷了哪些壓力測試?

　　1. 互聯網基建能力

　　我們在2020年看到中國經濟的第一個能力，叫做“互聯網基建能力”。

　　1月23日武漢封城，2月7日，即15天以后，全球第一個健康碼——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健康碼就誕生了，2月14日，浙江全境都可以用健康碼。

　　2月底的時候曾有一個美國CNN記者在中國調研，他很驚奇中國出現了一個名為“Golden Ticket”——黃金通行證的東西。

　　3月25日，西藏上線健康碼，至此，中國內地31個省區健康碼實現全面覆蓋。

　　既然我們這里聊的是互聯網基建能力，這意味著它提供了一種應用工具，但健康碼這個應用工具得以實現的底層邏輯，是需要這個地區、這個省乃至全國的相關大數據能夠被打通。

　　而這個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7年到2018年，全國各個省區都建立了大數據局。我在浙江省大數據局做調研時，一位副局長跟我講了這段話：“過去改革靠文件，現在改革靠軟件;過去辦事看臉面，現在辦事看界面。”

　　正是因為2014年以后，國家推動數據化基礎設施能力建設，才使得我們能夠在2月7日發明了健康碼以后，到3月就能實現全國大規模普及。

　　那么大數據能力的底層又是什么?是通信設施的建設。

　　2019年被稱為“5G元年”。在2018年，中國5G基站數是0，2019年是5萬個，到2020年，在中國移動這些公司的推動下，中國的5G基站數達到了35萬多個。

　　今年那么難，但是我們中國的5G基站數量占到了全球總數的60%。這個占比的意義并不只在2020年，而是在未來三年、五年乃至更長的時間。

　　在今年的4月30日，中國移動還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把5G基站搬到了珠峰大本營，這是一個挺有象征意義的事件——當我們能夠在珠峰大本營建造5G基站的時候，意味著我們的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今天中國在5G技術上的專利數量是美國的兩倍多。正所謂十年一G，我們在1G、2G、3G、4G時代是一個模仿者、追蹤者、跟隨者，但是在未來，中國的互聯網和數據基礎設施的能力有可能在全球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優勢。

　　在今年建設武漢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家醫院時，中國移動進行了大規模的直播，直播觀看人數超過4.9億。

　　所以，中國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在2020年經歷了一場很大的能力考驗。

　　過去的20年里，中國經歷了兩場疫情，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是2003年“非典”。

　　“非典”那一年是中國零售電商的元年，淘寶創立于2003年，它的擔保交易服務也是這一年推出，后來我們把它叫做“支付寶”。所以，正是2003年這場非典疫情推動了中國零售電商的高速發展。

　　那么2020年，則是中國互聯網企業服務的元年。

　　畫面左邊，是很多同學在2019年可能都沒有聽說過的一些名詞：協同辦公、視頻協同、銷售協同、云設施、文檔協作、差旅協作、物聯網解決方案、數據中臺、數據挖掘服務……或者聽說過，但過去似乎和我們沒有什么直接關系。

　　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把我們逼到了一個死角，我們的公司必須使用這些工具才能夠正常運轉。于是，出現了畫面右邊這樣一堆應用型的企業。

　　我投資過一家企業叫小鵝通，提供企業知識服務工具。

　　2016年我上線一個音頻產品《每天聽見吳曉波》。剛上線的時候它的體驗很糟糕，連斷點續播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找到了一個從騰訊出來的創業者老鮑，他是一名架構工程師。

　　我給了他50萬，請他幫我做一個微信內的知識付費工具，他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弄出一個工具叫小鵝通。

　　弄完以后我的音頻聽起來就非常流暢。我跟他說全國像我這樣做知識付費的人很多，你把這個工具開放給他們，但少收他們一點錢。

　　結果老鮑收他們4800元。

　　2016年12月，小鵝通上線到今天已經過去了四年時間。

　　2018年老鮑告訴我，當時使用小鵝通產品的已經不僅僅是知識付費領域的人，還有做教育行業的。2020年更不得了，今年很多企業和商家都有做線上直播和知識服務的需求，小鵝通就為這些人提供SaaS工具。

　　如今小鵝通已經擁有了130萬商家，1500多萬個知識產品，覆蓋6.8億終端用戶，涉及領域從小小的知識付費行業擴展到了136個細分行業。

　　我在2016年無意中下的這個蛋，就這樣在2020年突然成長為了一頭準獨角獸。

　　2. 供應鏈完備能力

　　1月份中國陷入新冠疫情的泥潭以后，到3、4月份的時候，有很多的西方媒體報道，說2020年很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42年的一個轉折時刻，從此以后中國的產業經濟將遭遇到重大的摧殘，然后進入到一個衰落的拐點，失去5年、10年、20年。

　　5月份美國有一個智庫的研究員，叫做尼古拉斯·拉迪，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說由于全球企業在某些領域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很高，疫情非但沒有導致供應鏈轉移，甚至還在強化中國的競爭力。

　　在5月份你看到這段文字可能挺驚奇的，但是在12月份的今天，我們覺得這位拉迪同學似乎是看見了后來發生的事實。

　　我們看汽車行業，中國過去40多年中汽車的發展是一個標志，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超過美國，2010年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到今天全中國有183個整車基地，1月23日全面停工。

　　2月12日，有32%復工了;3月12日，武漢的一家工廠復工，復工率超過40%;4月10日全面復工，產能恢復到去年同期的75%。11月底的時候，累計產量達到去年同期的97%。

　　我前面講了一輛轎車有一兩萬個零部件，缺一個零部件這輛車都下不了生產線。所以，產量的全面復蘇意味著供應鏈能力的全面復蘇。

　　我今年7、8月份到華南地區做調研，到東莞、佛山、中山去做調研的時候他們跟我講，說最近接到了印度、印尼的服裝紡織和小家電的回流訂單。

　　我們之前很多服裝工廠、小家電工廠到東南亞去，今年那里同樣遭遇了很大的挫折，訂單開始回流。

　　2020年中國的商品出口是歷史新高，在遭到巨大壓迫和壓力的情景下，中國40多年所建設的供應鏈能力在今年經受住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考驗。

　　3. 國民內需能力

　　如果你問我：今天中國最大的愛國者是誰?

　　我覺得是三類人：第一，網上的噴子們，他們天天在愛國;第二，那些在2020年敢于投資的人;第三，在2020年敢于消費的人。

　　在座各位大概都屬于第二類和第三類人，因為我們在2020年敢于投資，敢于消費，所以今年的中國經濟仍然能夠在如此危險的情景下保持它的復蘇和成長。

　　我到上海一家酒店集團——華住集團做調研，這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型連鎖酒店集團，他們給我提供了一個獨家數據，上面那根藍線是2019年的數據，下面那根黃線是2020年的數據線。

　　2月份的時候斷崖式下跌，慢慢到了4月份以后開始復蘇，到9月份的時候，經濟型酒店的入住率完成了對2019年的超越。

　　我問他們，誰在出去住這些酒店呢?兩類人：一類是度假;一類是商旅。商旅人數遠遠超過度假的人數。所以，是經濟的復蘇帶動了經濟型酒店行業的復蘇。

　　還有汽車的消費，2003年非典暴發，那一年汽車行業出現了一個報復性的增長，2003年全中國的轎車銷量居然同比增長了75.3%。為什么呢?因為大家很害怕，不敢擠地鐵公交，買輛車吧?一下子銷售量就起來了。

　　大家看今年的數據，第一季度哪兒也去不了，汽車工廠停工，4S店關門。但是如果你看第二季度以后的數據，2020年4-11月，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2.3%。朋友們，對于汽車行業，銷售增長12.3%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據。

　　我今年去了三家汽車企業，去了長春、武漢、廣州。同樣是汽車銷售的復蘇，2020年跟2003年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

　　我到廣汽豐田做調研，他們跟我說年初做了一款車叫威蘭達。本來疫情暴發他們覺得挺倒霉的，還推什么新車呢?結果這輛車今年賣得很好。廣汽豐田做對了哪些事呢?2020年賣得好的那些汽車品牌和汽車企業共同做對的事情。

　　1.數字化營銷。廣汽豐田為威蘭達做了200多場直播。能在網上賣床墊，為什么不能在網上賣汽車呢?通過互聯網直播的方式觸達了近600萬潛在客戶，再通過私域流量的運營完成銷售的交付。所以，一個賣大件產品的公司，在今年也會通過數字化的方式來改變過往的營銷和推廣模型。

　　2.品牌忠誠力。今年大家的財富可能是縮水的，如果說我要買一輛車，要對自己好一點，我的選擇會變得非常理性。過去幾年在品牌上投的每一分錢，在這個危機時刻就展現出它的效應來了，品牌忠誠的價值開始呈現。

　　3.技術能力。今天中國的80后、90后不再是只買貴的不買對的，他們是更理性的消費者。威蘭達推出了3種四驅。在去年以前四驅技術都是被配置在高端車型上，40萬、50萬的車，這輛車的價格在20萬—30萬之間，威蘭達形成了一個技術上的降維打擊。

　　4.相關政策刺激了新能源汽車的產銷。

　　所以，同樣是汽車行業的復蘇，2020年表現出了跟2003年全然不同的特征。

　　再看消費數據。2020年國慶八天國內游客6.37億人次，同比恢復79%。也就是說，出游人數比2019年少了20%多。但是全國零售及餐飲服務1.6萬億，同比增長4.9%，我們的消費量是增加的。

　　“雙11”的數據挺讓人振奮的，天貓同比增長了26%，成交額將近5000億。京東增長了32%，成交額是2700億。

　　所以，在今年我們提出了雙循環，實際上中國的經濟能夠承受住壓力，能夠出現消費市場的恢復，很大程度還是因為中國國民的內需能力在2020年得到了一次極大的復蘇和發揮。

　　4. 制度創新能力

　　我寫過一些關于中國企業發展史的書，寫過《激蕩三十年》《激蕩十年，水大魚大》。我們在對四十多年的中國產業經濟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這場改革是在一個沒有頂層設計的前提下發生的。

　　小平同志說“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所以我們并沒有一個完整的頂層設計，只知道方向在那里，我們要搞市場經濟，不能往回走，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應該怎么搞?道路在哪里?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

　　都是什么時候進行市場化變革，擺脫現有體制的束縛和慣性，進行制度性創新呢?

　　四十二年來，我們發覺中國每一次市場化改革、制度化創新都不是在一個風和日麗的環境下發生的。大家敲鑼打鼓，這段改革開始了，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嗎?1978年以后從來沒有發生過。

　　中國每一次制度創新都是被危機倒逼出來的。2020年，中國的產業經濟再一次到了懸崖邊緣，所以我們看到2020年是一個制度紅包月月飛的年份。

　　3月份，新的《證券法》實施，四大科學中心確立;4月份，明確“新基建”的范圍;5月份提出了“雙循環”;6月份海南自貿港、創業板注冊制;7月份集成電路產業政策加碼;8月份數字人民幣試點;10月份深圳先行示范區方案落地，“十四五”規劃建議公布;11月份RCEP協定簽署;12月份提出了“需求側管理”。

　　3月份以后，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制度性的大紅包。這些制度紅包的發出既是對2020年產業經濟、產業方向的一次推動，同時預示著未來三到五年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路徑和重要的戰場。

　　今天在座的每一個同學，在做2021年規劃時，在做自己的產業規劃、資本規劃時，這些政策、這些制度紅利都是需要我們一一去研究、思考的部分。制度創新在2020年得到了井噴式的發展。

　　回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那張報告，2020年全球十大經濟體，中國是唯一一個保持正增長國家，你會發現這不是一個僥幸的過程。

　　在今年中國經歷了巨大的壓力測試，呈現出了自己全新的能力，互聯網基建能力、供應鏈完備能力、國民內需能力、制度創新能力。正是因為這些能力的呈現，讓我們能夠走到今天。

　　丘吉爾有一句話說：“千萬不要浪費了一場危機。”在危機中，我們更加需要反省自己，在危機中看清自己，在危機中發現走向明天的種種可能性，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浪費了這場危機。

　　我們即將以一種具有儀式感的姿態來告別2020年，每一分每一秒都讓我們離開這個難忘但永遠也不愿意回去的年份。

　　告別她時，告訴自己，在2020年跟生活搏斗的時候，我們留下了怎樣的見識，留下了怎樣的記憶?

　　2020年，你是我的暗黑體驗，你是我的滾滾紅塵，你是我山窮水盡后的那一道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