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全球經貿爭端的雙重壓力下，我國金融業在變局中開新局、在危機中育新機，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較好完成了“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各項任務，為開啟“十四五”新征程，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任務較以往愈加重要，迫切需要發揮好金融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對“十四五”時期金融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此，《金融時報》記者專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研究院李天棟副教授，他認為，構建“十四五”以及未來較長時期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新格局，必須牢牢把握構建高質量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需要，通過全面深化體制改革以提升金融服務能效，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金融時報》記者：“十三五”時期的金融改革發展成就斐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自身韌性得到明顯提升。尤其是2020年，及時有效地助力實體經濟應對疫情沖擊是全年金融政策的亮點。您如何評價過去一年金融在我國經濟正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

　　李天棟：2020年一季度，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季度增長率自1990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值，增速同比下降6.8%。為抑制經濟下滑，“一行兩會”通過“組合拳”實現金融和經濟企穩。2020年，中國成為全球唯一的全年經濟增長率為正的主要經濟體。

　　首先，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健的基礎上更加靈活適度，社會融資規模保持較大幅度增長，對經濟企穩發揮了重要的托底作用。其次，金融體系發力的側重點在不同的階段存在一定差異。從社會融資規模的組成和季度分布的比較可見，在疫情暴發及得到控制的上半年以商業銀行貸款和企業債券融資為主，為企業融資從而避免資金鏈出現困難是貨幣政策的重點，托底是政策的主要考量；下半年以政府債券融資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為主，在初步穩定了企業融資境況之后，貨幣政策著重緩解政府及企業的債務壓力，解壓成為政策的主要考量。再次，通過推動金融系統向實體企業讓利以及調降貸款利率等方式，降低企業負擔。最后，強調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本質屬性，杜絕炒作房地產和炒作劣質上市公司股票，鼓勵資金更多進入實體經濟，為實體企業服務。

　　《金融時報》記者：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怎樣的深刻變化？

　　李天棟：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各國均大幅增加了財政支出，形成的巨額財政赤字需要發行國債予以彌補；因為要避免為財政赤字融資推高利率，避免高利率對本就脆弱的經濟造成更大壓力，各國中央銀行紛紛擴張其資產負債表。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債在2020年1月至6月期間增加了3萬億美元，到2021年6月底更是進一步增加到28.5萬億美元，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2020年2月底的4.3萬億美元擴張到同年6月底的7.1萬億美元，到2021年6月底更是超過8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如此巨額的財政赤字增長及美聯儲如此大規模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在歷史上只有在遭遇戰爭或者重大金融危機時才會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財政金融的影響不啻于一場戰爭。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債務規模急劇增長，同時超常規發行貨幣是中國金融面臨外部環境的最重大變化。

　　借助制度優勢，中國以最短的時間成功控制住疫情，加上政策均以保護企業生產能力為導向，中國對外貿易大幅增長，相關企業盈利能力顯著改善。在業績改善和流動性寬裕的共同作用下，某些板塊和行業的估值高企，而金融和地產的估值幾乎處于歷史性底部。這種行業間的不平衡，是金融業向實體經濟讓利從而能更好應對疫情的結果，也是中國內部貨幣金融環境最重大的變化。

　　當前，中國已經成為1945年以后最接近美國經濟總量的國家。中國經濟出現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即從總量大向實力強的轉變。總量大向實力強轉變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基本要素，但現代經濟復雜程度遠超想象，支撐經濟增長的要素眾多，經濟結構升級就是一個要素組合方式演變和升級的過程。中國經濟體量大、門類全，要素種類豐富、組合方式多樣化，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路徑有更多選擇，這是中國經濟相對于大多數國家的最主要優勢。經受了新冠肺炎疫情考驗之后，中國經濟的體量和門類得以擴充，金融將發揮引導作用，讓資金更精準地流向實體經濟領域，助力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改善，推動中國經濟在總量和質量上都更上一個臺階。

　　《金融時報》記者：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將對金融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內外部環境變化是客觀因素，那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相比，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體制機制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提升？

　　李天棟：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體量發展到當下規模之后的必然選擇。要構建新發展格局，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部門，與實體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關系必不可少。

　　一方面，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這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貨幣政策成本高企。要真正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還要在完善信用體系上下功夫，由此實現想貸、能貸者可以直接從銀行獲得貸款，這才能有效降低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阻力和障礙，使總量型貨幣政策能夠直達貸款需求方，發揮貨幣政策在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穩定性不足，呈現牛短熊長的格局，在資本市場與產品市場之間缺乏互促互助的良性關系。經過30余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規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二，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資本市場仍有較大的改進空間。就投資主體而言，目前中國資本市場上依然以中小散戶為主體，機構占比不足50%，這與美國股市機構占比接近90%形成鮮明對比；再就資本市場的規則而言，目前依然存在不符合鼓勵價值投資的規則，需要進一步完善。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與金融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金融市場是否能夠發揮對老百姓財富保值增值的作用，是金融能否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的衡量標準之一，也是信用貨幣制度能否優于貴金屬本位貨幣制度的關鍵。

　　《金融時報》記者：在此背景下，發揮好金融的作用顯得至關重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從這一點出發，如何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支撐，確保“十四五”開好局？

　　李天棟：金融為“十四五”開局保駕護航，需著力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部署金融工作時，多次強調“服務實體經濟”，并指出“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引導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金融機構要堅守服務實體經濟的本分”。雖然我國經濟恢復好于預期，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國際形勢錯綜復雜，國內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按照“十四五”規劃綱要的重大決策部署，金融業要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支持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支撐表現在多個方面。一是增強實體經濟融資可得性，暢通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渠道，從完善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方面來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二是改善和優化實體經濟金融資源配置，促使更多的金融資源流向以科技、知識、技術、數據等要素為核心的新經濟產業，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三是統籌好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風險防范，包括處理好恢復經濟與防范風險的關系，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嚴密防范各種風險挑戰。

　　《金融時報》記者：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怎樣加大綠色金融支持力度和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助力經濟優化升級？

　　李天棟：綠色轉型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指經濟發展擺脫對高消耗、高排放和環境損害的依賴，轉向經濟增長與資源節約、排放減少和環境改善相互促進的綠色發展方式。在“30·60“雙碳目標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氣候和環境約束進一步增強，但也面臨綠色低碳發展的重大機遇，綠色金融以聚焦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為首要任務和根本遵循，迎來了新的發展高潮。

　　首先，應在戰略層面深刻認識經濟高質量發展、產品含綠量以及綠色金融的意義。一方面，氣候問題是全球關注的焦點，產品含綠量成為非貿易壁壘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以綠色金融參與和引領全球金融治理。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原則，發揮好中國在綠色金融市場規模巨大、政策體系成熟等方面的先行優勢，積極利用各類多雙邊平臺及合作機制推動綠色金融國際交往，積極宣傳推廣中國綠色金融政策、標準和最佳實踐，講好中國故事，彰顯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其次，應在經濟含綠量與經濟增速之間尋求平衡，在高質量發展與經濟規模繼續做大之間尋求平衡。中國經濟體量大是競爭優勢，也是進一步變強的基礎。提升經濟含綠量從而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固然重要，保持經濟增速從而使經濟體量繼續穩步提升同樣重要，不可為了追求經濟含綠量這單一指標而拉低經濟增速，拖累經濟體量擴張的步伐。金融同樣應該為更廣義的高質量發展――創造新產品、開拓新產業（300832）、探尋新工藝、開辟新市場、開發新生產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為經濟在更多維度的升級提供服務；加大金融對綠色技術研發推廣、清潔生產、工業部門綠色和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力度；逐步將綠色消費納入綠色金融支持范圍，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

　　最后，應創新金融產品服務，豐富直達實體的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體系。創新發展綠色資產證券化、綠色債券等產品。創新發展數字綠色金融，加強數字技術和金融科技在環境信息披露和共享等方面的應用，降低金融機構與綠色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創新碳金融產品工具，豐富碳市場參與主體，完善碳金融基礎設施，健全法律法規和監管，通過碳市場的合理定價，推動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綠色低碳發展。鼓勵地方政府、相關企業和金融機構出資設立低碳轉型基金。豐富綠色保險產品，鼓勵保險資金投資綠色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