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突如其來，但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不是偶然的，我國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只有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暢通國內大循環，才能更好地為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作出貢獻。

　　新型經濟全球化是開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異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別國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幫結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兩極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贏的全球化，不是贏者通吃的全球化。

　　2020年5月以來，中央多次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我國在“十四五”規劃制訂之際科學研判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作出的重大決策，對我國經濟化危為機和持續健康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

　　直面國際新風險

　　近幾年，國際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有些國家推行“逆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遭到破壞。今年突發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

　　第一，傳統全球化難以為繼。傳統全球化發端于二戰結束后的《關貿總協定》（GATT）。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運作，次年正式取代GATT臨時機構。從GATT開始時的23個成員到WTO目前的164個成員，生動詮釋了全球化的成就。但無論是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美國，還是被美國金融霸權反復“剪羊毛”的其他國家，都期望構建一種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美國作為傳統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國，現在以“美國優先”、“斷鏈”、“退群”、“貿易戰”等不斷掀起“逆全球化”。英國經過7年醞釀、論證、公投、談判，今年1月正式脫離歐盟。2018年以來，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紛紛強化外資審查政策，防范本國高科技企業被外資并購。另外，受疫情影響，各國空前重視生物醫藥、醫療器械等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技術保護，拒絕外資對這類企業收購。傳統全球化已經難以為繼。

　　第二，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加快重塑。“逆全球化”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調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國、英國等制造業相對于金融業偏弱的國家，均提出重新振興本國制造業的計劃，采取稅收優惠等各種措施吸引布局海外的制造業回歸和發展新興制造業。為打壓競爭者，美國政府對對其貿易順差較大國家接連挑起貿易爭端，以重新談判簽署區域貿易協定或雙邊貿易協定取代WTO規則，甚至推動與我國技術脫鉤，肆意打壓我國高科技企業，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造成極大破壞。疫情期間，美國允諾250億美元、日本允諾2200億日元，補貼本國制造企業將生產線遷回本國。與此同時，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采取更為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準備迎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帶來的外商投資機遇。

　　此外，有關國家還企圖通過挑起貿易爭端、強化出口管制、納入實體清單、進行長臂管轄、嚴格交流限制等，對我國高科技企業圍堵打壓，全力阻止我國發展。

　　暢通國內大循環

　　疫情突如其來，但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不是偶然的，我國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只有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暢通國內大循環，才能更好地為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作出貢獻。

　　一是，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供需平衡是宏觀經濟政策追求的目標，不僅包括總量平衡，還包括結構平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推動供需關系在更高層次上保持平衡。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需求結構也應優化。2019年，消費、投資和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57.8%、31.2%和11.0%。出口雖然在GDP中的貢獻率下降，但對于拉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非常重要，在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外商獨資企業的份額占50.4%。投資需求穩定增長，2019年1-12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5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5.4%。消費需求穩步擴大，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1萬億元，已接近美國，但消費結構不均衡。我國有1.4億個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的三口之家，也有6.1億人年人均收入11485元、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而介于這兩檔之間的還有幾億人，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沒有變。應客觀認識投資、出口與消費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在發展新基建穩投資、支持跨境電子商務與服務貿易穩外貿、落實《外商投資法》穩外資的同時，著力提高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寬勞動者就業和分享發展成果的渠道，結合我國人口眾多的實際統籌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低收入者生計之間的關系，將更多內需潛力轉變為支付能力，將支付能力釋放為有效需求，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供需良性循環。

　　二是，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我國目前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內部產業鏈獨立完整；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循環中具有重要地位，產業綜合配套能力十分強大。這是我國在要素成本比較優勢降低的同時，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質量更高的比較優勢。2019年，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居世界首位，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位居世界第二；全社會研發支出2.1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19%，達到歐盟平均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5%；創新指數位居世界第十四位，進入了創新型國家行列。盡管如此，國內產業循環存在的中低端重復布局導致產能過剩、創新能力不足致使高端布局較少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扭轉，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極其緊迫。應下大力氣打通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中的“堵點”、接通“斷點”，既補短板又鍛長板，深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助推傳統制造業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樹立“創新型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是創新型人才”的理念，舍得重賞在創新中取得重大成績的“勇夫”，寬容在創新路上跌倒的企業家、科學家、教育家、技術專家，尊重和保護創新者的創新成果，促進技術創新、基礎創新良性互促，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創新鏈與產業鏈良性循環。

　　三是，開辟中西部發展黃金期。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我國發展基礎非常薄弱，在前蘇聯援建項目和自主配套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之初，由于資本稀缺、市場分割以及工業時代的資源約束，我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采取了“梯次”發展模式，把沿海沿江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積累資本，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而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2019年，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相當于東部地區的66.0%、60.8%、69.4%。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第四次產業革命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都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根據今年5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到2035年，西部地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通達程度、人民生活水平與東部地區大體相當。應抓住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的“危中之機”，在鞏固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五大國家發展戰略中，國家項目優先安排中西部，國有資本積極支持中西部，綠色產業重點布局中西部，政策優惠大力傾斜中西部，全力開辟中西部發展黃金期，形成集約化的區域經濟競爭模式，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東中西部區域經濟良性循環。

　　四是，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輸血”；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干細胞，為金融“造血”，二者之間循環往復、相輔相成。近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特別是2019年9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資額度限制，推動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進一步加深，也有利于打通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循環中的“堵點”。長期以來，由于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現代金融體系尚未形成，導致產業資本間接融資比重居高不下，國有企業長期負債經營、杠桿率較高，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金融資本服務產業資本的功能弱化，而產業資本“反哺”金融資本的功能明顯。今年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36.7%，商業銀行凈利潤增長5%，利潤增長主要來自貸款、債券；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11家銀行所賺取的利潤占108家中國大陸上榜企業利潤的47.5%，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10家銀行利潤則占到124家中國大陸上榜企業利潤的44%。經濟與金融的這種循環模式可能導致一些具有成長力的實體企業因債務負擔、資金鏈斷裂而夭折。而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這次疫情期間都較好發揮了服務實體經濟功能，股市屢創新高，直接融資便利，同時分散了銀行風險。應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調整契機，以建立資本市場為核心的現代金融體系為目標，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以國有金融資本為主體，按照《企業國有資產法》要求，堅持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開，探索加強國有金融機構出資人專職專業的統一監管，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功能，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經濟與金融良性循環。

　　五是，推動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贏發展。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二者之間既競爭又合作，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當前，在我國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更加優化吸引外資環境以及鼓勵高水平“走出去”的情況下，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都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只有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取長補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發展。民營企業生于競爭、存于競爭，經營機制創新性強、市場化程度高，如科技型企業騰訊、阿里巴巴的股權結構分別為南非報業（現在占騰訊公司股比31%）、日本軟銀（現在占阿里巴巴股比34.4%）控股，但第一大股東“控股不控權”，經營控制權由創業團隊即合伙人掌握。民營企業的這些創新，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參考。今年5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指出，對混合所有制企業，探索建立有別于國有獨資、全資公司的治理機制和監管制度；對國有資本不再絕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探索實施更加靈活高效的監管制度；對充分競爭領域的國家出資企業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出資企業，探索將部分國有股權轉化為優先股，強化國有資本收益功能。應以實施《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方案》為契機，在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內生動力的同時，也要善“借東風”，鼓勵支持國有企業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與各類所有制企業合作，積極穩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良性循環。

　　推動新型全球化

　　2019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提出，各國應攜起手來，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加強協調、完善治理，推動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因此，新型經濟全球化是開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異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別國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幫結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兩極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贏的全球化，不是贏者通吃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的思想內容，既來源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天下大同觀，又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概括起來就是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根本目標，團結世界各國一起發展、可持續發展。用新型經濟全球化理念認識雙循環格局，就是推動形成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合作共贏、良性互促的發展格局。

　　2013年至2019年，我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總額超過7.8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1100億美元，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近8000億美元。今年世界經濟形勢異常嚴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下降4.9%，世界銀行預計下降5.2%，全球93%經濟體將陷入衰退，明年的不確定性很大。我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對外直接投資位列全球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特別是成功控制疫情并在二季度實現經濟正增長，上半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81.2億美元，同比增長19.4%；中歐班列累計開行5122列，同比增長36%，許多國家把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希望寄予我國。應找準修復國際經濟循環的著力點，把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途徑，發揮好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走廊、工業園區、交通設施等重點項目上的骨干作用，樹立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模式，激活所在國的內生經濟和消費需求，為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