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起，中國存量個人住房貸款定價基準轉換工作陸續拉開帷幕。對有房貸的人來說，2020年1月1日前已經發放的或簽了合同尚未發放的貸款、參考貸款基準利率和浮動利率的貸款可以選擇轉換為錨定LPR或固定利率。

　　LPR（Loan Prime Rate）是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簡稱，會隨市場利率的波動而變化。央行規定，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原則上要在8月31日之前完成利率定價方式轉換，定價基準只能轉換一次。轉換期限臨近，關于是否要選擇固定利率或LPR的討論越發激烈，不少專家也受邀對房貸利率的未來趨勢做出了相應預測。

　　據融360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報告，今年全國房貸利率走向已逐漸趨于平緩，整體水平較去年同期下降了0.22個百分點。但在北上深，無論是首套 房還是二套房，房貸利率均未出現明顯變化，因此有些購房者對房貸利率依然持觀望態度，決定暫緩辦理貸款手續。

　　事實上，房貸是中國居民家庭的主要債務來源，對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無疑會產生較大影響。全球經濟指標數據網（Trading Economic）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家庭負債率達到55.20%，幾乎與德國、日本持平，但遠低于眾多北歐國家和美國。而央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課題組公布的近期數據則表明，房貸在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債務占比達75.9%。

　　今年7月，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研究員趙達、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生陳逸凡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增長實驗室研究員沈煌南博士發表了有關住房貸款如何影響家庭消費的論文。通過分析2010-2014年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當抵押貸款償還完畢后，家庭消費支出增加了61%，相比之下，利率變化只能對家庭消費產生短期影響，使家庭消費增加36%。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以上研究結論對論文的第一作者趙達進行了采訪，以下為采訪內容摘錄。

　　澎湃新聞：住房貸款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是怎樣的？

　　趙達：這個問題略顯復雜。從某種意義上講，住房貸款的增加會導致家庭資產負債表擴張。從機會成本和現行統計規則的角度來看，虛擬租金被計入消費，因此貸款支出增加本質上是對租房支出的替代，表現為消費結構的調整。因此，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轉化為租金和居民消費的關系。

　　總之，住房貸款的上漲往往起因于住房價格上漲，從而帶來虛擬租金上漲，總消費的變動是未知的，但是它會擠占其他消費，如食品、衣著等等，而程度如何，恰恰是實證文章所要回答的。

　　澎湃新聞：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旨在減輕中國家庭債務負擔的政策設計將對借款人的總消費產生很大影響，具體是怎樣的影響？

　　趙達：根據行為經濟學，人在做出消費決策時，會參考近期現金流變動。從我們的文章來看，當家庭償還完貸款，其可支配收入會出現一個持久性上升，從而導致家庭消費的增加較為明顯。但當利率變動時，家庭現金流的變動是暫時的，因而對消費的影響程度遠遠小于前一種情形，約為前者的一半。

　　以此來看，政策制定可以考慮從降低微觀家庭收入不確定性、增強微觀個體對未來收入增長的信心以及提高家庭應對各類沖擊的消費保險能力上下功夫。相應的，政策瞄準的領域應包含穩定就業市場、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以及提升人力資本。

　　澎湃新聞：2008年-2019年中國住房部門杠桿率（=居民債務余額/GDP）上升了37.8個百分點，與國際其他經濟體相比大概處于什么水平？

　　趙達：各國消費借貸習慣導致的初始杠桿率有所不同，不太容易進行直接對比。不過，中國經濟相較于其他經濟體增長較快，且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加之當前“房住不炒”的預期逐步加強，家庭部門杠桿率大概率會逐步下降。

　　澎湃新聞：自年初疫情以來，中國部分城市下調了房貸利率。房貸利率持續下調是否會讓杠桿率持續上升？中國居民的住房貸款杠桿率上升對居民的還貸能力會有影響嗎？根據您的研究，哪些降低中國家庭住房貸款負擔的政策對促進消費會更有幫助？

　　趙達：理論上講，利率降低會導致購房成本降低，從而增加貸款購房動機。但是家庭購房決策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如果限購限貸和“房住不炒”執行到位，那么利率對購房決定的影響就較為有限。從我們所做實證結果來看，利率下降所帶來的還款額降低會對消費提升產生顯著影響。

　　就政策而言，第一，眾多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的研究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推出HAMP和HARP，對貸款人債務進行了減免，其貸款利率下降幅度很大、持續時間長達數年，所帶來的消費增加更多地表現為耐用品，對經濟的刺激效果較為明顯。（編者注：HAMP可翻譯為住房可負擔帶塊修改計劃，旨在幫助通過減少本金、降低利率等方式促使借款人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1%，以避免因喪失抵押品贖回權而不得不承受個人經濟損失。HARP可翻譯為住房可負擔再融資計劃，旨在幫助已經資不抵債的業主享受當時的當期的低息政策，降低業主的還款負擔。兩項計劃均由美國財政部出臺于2019年3月，以期緩解2009年開始出現的房地產業負債危機。）

　　第二，在部分國家，房產抵押再融資（Refinance）較為便利。因此即使有房貸償還，但只要住房價格保持穩定或穩步上漲，家庭資產負債表所對應的權益就會增加。如果家庭能夠將增值部分提取（Extract Equity）出來用于消費，那么也會對當前消費提升有所幫助。不過，抵押再融資可能會導致居民部門杠桿進一步提高，相關金融服務（如轉按揭）在國內尚未普及，家庭只能通過“贖樓”等方式，將增值部分提現。

　　澎湃新聞：工、農、中、建等銀行公告8月25日起實施房貸定價基準批量轉換為LPR，關于選擇固定利率還是轉為LPR的討論也較為激烈，這一調整對居民消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趙達：根據一些國際研究，各國浮動利率貸款和固定利率貸款占比有所不同，這會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產生重要影響。在利率處于下降通道時，LPR固然會刺激消費，但是當利率反轉時，LPR同樣也會抑制消費。如果家庭部門預期到未來存在反轉可能，那么其消費意愿會有所降低。

　　因此，如何引導家庭預期較為關鍵。比如，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國內外央行在當前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很可能將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結合專家解讀和媒體宣傳，可以不斷提高家庭的經濟金融認知能力，對于家庭提高消費會產生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