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貿區再“上新”，國務院近日批復北京、湖南、安徽三地自貿區總體方案及浙江自貿區擴展區域方案，方案全文于9月21日對外公布。自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至今，我國自貿區總數已增至21個。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我國改革開放再添新的試驗田是何用意，有何影響？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杰認為，這說明，盡管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但中國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方向和決心沒有改變。

　　從實際出發，這些自貿區中一些條件成熟的區域，或將成為我國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的試驗場，對相關措施開展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為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積累經驗，并逐步復制推廣。

　　“胡煥庸線”以東僅余4地未設自貿區

　　記者梳理發現，我國21個自貿試驗區分六批、歷時7年獲批建設。

　　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作為我國首個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2015年4月，廣東、天津、福建作為第二批自貿區獲批建設；隨后，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7地自貿區于2017年3月獲批；2018年9月，海南自貿區獲批，并于今年6月正式以自貿港身份啟動運作；2019年8月，江蘇、河北、黑龍江、廣西、山東、云南自貿區掛牌；2020年9月，我國自貿區第六次擴容，北京、安徽、湖南自貿區以及浙江自貿區擴展區域獲批。

　　經過7年建設，目前我國自貿區分布北至黑龍江，南至海南，東至江浙滬、西至四川陜西，從沿海到內陸，跨東中西區域，分布于全國各地。

　　余淼杰表示，此次擴容后，“胡煥庸線”(黑龍江黑河—云南騰沖一線)以東地區僅有江西、貴州、山西、吉林四省未設自貿區，我國自貿區建設已經基本形成由沿海到內陸，由“點”到東部“一條線”再到中西部全面推進的階段，形成了“1+3+7+1+6+3”的開放新格局。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這樣的布局有利于進一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比如，增加北京自貿區，加上此前已經設立自貿區的天津、河北，將實現京津冀全覆蓋，有利于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增加安徽自貿區則實現了長三角全覆蓋，推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增加湖南自貿區有利于進一步服務中部崛起的國家發展戰略。

　　任務各有側重北京著力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

　　此次擴容的4個自貿區或擴展區域承擔著差別化的試點任務。

　　安徽戰略性新興產業占安徽規上工業產值比重達35%，因此，安徽自貿區將通過布局一批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前沿研發平臺和基地，建設科技創新策源地；湖南自貿試驗區將發力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支持先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浙江自貿區則大力發展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打造數字經濟發展示范區。

　　北京自貿區以科技創新、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為主要特征，涵蓋科技創新片區、國際商務服務片區和高端產業片區三大片區。

　　“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國際和國內頭部企業，總部經濟發達，將引領全國其他自貿區的發展。”余淼杰認為，數字經濟未來將成為北京自貿區的一張名片，其內涵包括數字的商品貿易(電子商務)、數字的服務貿易以及數據貿易，體現為通過云計算等實現國際間貿易。

　　除服務業和數字經濟外，切實推進金融改革創新也是北京自貿區的重點功能之一。

　　事實上，差異化探索一直是我國自貿區建設秉持的原則，結合各地地緣、產業等特點，自貿區的試點任務各有側重。

　　比如，天津自貿區與河北自貿區都提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福建自貿區則突出對臺優勢，提出把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范區；黑龍江靠近俄羅斯，自貿試驗區建設提出打造對俄羅斯及東北亞區域合作的中心樞紐。

　　均提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當好“店小二”

　　記者注意到，四地的方案中均提及“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余淼杰認為，這與上海自貿區當年提出的政府“放管服”一脈相承，是上海經驗的復制推廣，屬地政府在自貿區建設中的角色關系著自貿區的發展。

　　根據方案，北京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包括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供多元化法治保障、健全開放型經濟風險防范體系三個方面。其中提到，對新經濟模式實施審慎包容監管。開展企業投資項目“區域評估+標準地+告知承諾制+政府配套服務”改革。允許境外知名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經登記備案，在區內設立業務機構。

　　在支持數字經濟發展方面，北京市副市長楊晉柏介紹，北京將進一步加大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力度，在特定區域開展技術轉讓所得稅優惠政策試點，適當放寬享受稅收優惠的技術轉讓范圍和條件。引導國內外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領域高端團隊和原始創新項目在京落地轉化和發展等。

　　湖南提到，推進電力改革試點，進一步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安徽將推行“全省一單”權責清單制度；浙江自貿區擴展區域將開展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國家級試點，推動資源要素向自貿區傾斜。

　　自貿區發展中，屬地政府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正曾有生動比喻：上海要當好服務企業的“店小二”，讓包括金融、貿易、航運在內的各類企業在上海專心創業、放心投資、安心經營，不斷發展壯大。

　　解讀

　　自貿區建設將為新發展格局積累哪些經驗？

　　余淼杰認為，自貿區作為全國開放水平最高的區域，是在外部環境復雜嚴峻背景下，中國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試驗田。

　　這些自貿區中一些條件成熟的區域，或將成為我國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的試驗場，對相關措施開展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為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積累經驗，并逐步復制推廣。從過往的經驗可以發現，由自貿區先期試水，形成經驗后全國推廣已經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一種路徑。

　　比如，近些年新設的自貿區均聚焦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投資領域改革、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等，這正是得益于上海自貿區的探索，是其成功經驗的復制推廣。

　　“上海自貿區早期做了4件事情，包括政府放管服、負面清單、貿易便利化和金融開放。對比可以發現，這些正是近些年新設自貿區的共性部分，是一脈相承的。”

　　余淼杰說，自貿區創新最關鍵的是制度創新，為全國趟出一條路。

　　比如負面清單制度，上海自貿區2013年推出第一張自貿區外資負面清單，清單內的外資進入中國要審批，清單外的不用審批，只需備案，后來備案也取消了，只需要外資注冊并做一個信息報告即可。有負面清單之前，外資進入中國全部都要審批，增加了準入門檻。再比如，全國的“證照分離”改革也是最先在自貿區里實施的。

　　這些創新和試水產生了帶動作用，余淼杰回憶，上海自貿區開出第一張負面清單時，限制或禁止外資進入的行業有190項，今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30項，減少的行業大多數已經實現了全國放開。“可以判斷，現階段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措施最終會形成有益經驗，在全國推廣，為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探索路徑。”

　　據了解，我國自貿區掛牌至今7年時間，已經形成的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達到260項，在全國不同區域進行了復制推廣，涉及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府職能轉變等諸多方面。

　　 轉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