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各地傳統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但電信詐騙等網絡犯罪發案率居高不下，屢禁不絕、屢騙屢成、屢騙屢新，危害巨大。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網絡犯罪已經實現全鏈條“產業化”，上下游的各個環節均有專業“黑灰產業”商家提供服務。這些商家并不直接參與犯罪，但為網絡犯罪提供難以估量的幫助，導致網絡犯罪門檻、成本極低，犯罪分子只需“購買服務”，就可以“傻瓜式”操作。

　　調研還發現，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網絡犯罪團伙所需的服務器搭建、假身份信息、受害者信息、洗錢甚至詐騙“劇本”均有專業“黑灰產業”商家提供，專業團隊滲透到犯罪活動的每個細微環節。

　　公安部10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國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5.5萬起，抓獲嫌疑人14.5萬名；累計封堵涉詐域名網址21萬個，攔截處置詐騙電話5100萬余次、詐騙短信6.3億余條，成功止付凍結涉案資金1000余億元。

　　電信詐騙全鏈條“產業化”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反詐專班民警馬天偉、趙忠義等介紹，目前有專門的軟件公司和技術人員為網絡犯罪所需的網站、平臺、APP等提供搭建等技術支持工作，價格并不高。“詐騙分子”直接購買、使用即可。

　　手法一：專業“軟件商”提供“搭建平臺”等技術服務

　　湖南省婁底市的文某強，在2019年6月糾集了16名文化水平不高的“90后”組成一個“殺豬盤”電信詐騙團伙，這個團伙成員以親戚、朋友為紐帶，聚在一起。他們無任何特長，文化程度也不高，通過購買各犯罪各環節的“服務”后，迅速實現了犯罪獲利。在今年5月底至7月的兩個月時間內詐騙“三盤”，獲利200多萬元，而其全部投入不過三五萬元。

　　“文某強案”中，“老板”文某強安排“操盤手”通過境外加密聊天工具聯系到軟件公司，以每個5000元的價格開發出“廣州新彩”等3個APP。

　　隨后，詐騙團伙“操盤手”接管APP并進行后臺操作，如修改資金額，封盤（關閉）等。“做這種東西技術難度不大，里面的許多功能都是假的。三個APP內部功能也完全一樣，只不過是改了個名字，換了個‘馬甲’。”馬天偉說。

　　太原市公安局萬柏林分局破獲的一起團伙藏身迪拜進行“比特幣投資”詐騙的案件中，涉案投資平臺網站和APP制作方為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該公司除了給這個犯罪團伙提供技術支持外，還向不特定群體出售服務。而深圳一家云計算公司則向該詐騙團伙提供云加速、云防護等科技服務。

　　手法二：“作案工具”買賣有“成熟市場”

　　文某強組建團伙后，從其他團伙購買了數十部安裝有微信、流量卡的手機。民警介紹，微信對新開賬戶的管控力度逐漸加大，新注冊的微信號發布敏感信息等容易被封號，于是專門的“養號”團伙就針對性地出現了，即提供活躍了一段時間的老微信號供詐騙團伙使用。

　　“時間特別短，直接拿來就用，手機里面有數據流量卡，有登錄好的、已經設置好的微信號，傻瓜式操作。手機一般都是智能手機，一般都是國產品牌，五六百塊錢一個。”馬天偉說。

　　警方介紹，在一些地方，已經有了專門的成熟“手機市場”，專賣這種手機，以及電話卡、流量卡等。

　　手法三：甚至有專門培育“詐騙對象”的“菜商”

　　準備工作完成后，文某強團伙開始蓄謀作案。警方介紹，詐騙團伙作案時間很短，如文某強團伙的許多人都是“老手”，并不需要長時間培訓。少數人簡單培訓一下就可以“上崗”。

　　“剛開始文某強團伙會在QQ貼吧、股票投資群物色想要投資的人，單對單跟他們進行溝通，說掌握一個平臺，收益率好，然后把他拉進預先設置好的微信群里，逐步開始‘養’。”專案民警說。

　　將前期尋找到的“潛在”受害者拉入微信群之后，2020年5月底至7月間，文某強團伙開始在湖南株洲、江西等異地，短期租賃房屋，準備“殺盤”。這期間，犯罪分子聚集在一起，集中生活，不準使用生活手機，每人操縱一些“詐騙手機”，分工作案。

　　在微信群里，犯罪分子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一人分飾多個“角色”。除了客服外，還有公務員、教師等不同的投資者，他們還會塑造很懂股票投資的專業人士，稱之為“老師”。老師定期在群里講課，發布一些高回報高收益的股票種類，讓人感覺到他很厲害。

　　民警介紹，這個微信群中一般會有四五十人，多的時候高達八九十人，但是基本上受害者只有十多人，其他都是犯罪分子冒充。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嶺分局去年破獲的一起類似案件中，一個微信群里有40人，只有1人是受害人，其他39人都是由六七名犯罪分子操作不同的微信號冒充。這39個人中，有冒充的教師、公務員等角色，每天他們會發符合相應身份的朋友圈，騙取受害人信任。

　　在“養”的過程中，犯罪分子通過冒充的身份開始誘導受害者進行小額投資，起初他們會按照一定比例，5%到10%不等，如文某強團伙按照投資5%的比例進行回報，即投入100元，給受害人返回105元。慢慢地，受害人越來越多，投資的數額也越來越大。

　　總投資額到了四五十萬或者八九十萬的時候，數額大概到了或者時間大概到了，他們就會把軟件關掉，迅速“封盤”，當天把作案手機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其他地方，馬上離開當地。這便完成了“殺一個盤”。隨后換地方，換APP“馬甲”重新“開盤”。就這樣，文某強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連開三盤，獲利200多萬元。

　　民警介紹，“培養”詐騙對象的犯罪過程，也在逐步精細化，為了規避風險，他們將一個階段分成了“吸”“養”“騙”等不同階段。不同于文某強團伙自己“養”詐騙對象，有的詐騙團伙可直接獲得“半成品”詐騙對象，“封盤”詐騙收割即可。

　　太原警方近期從東北抓獲一個“吸粉”團伙，該團伙即是專門為下游環節進行“吸粉”，他們接收到“養號”團伙發來指定的群二維碼之后，團伙成員冒充證券公司利用購買來的股民信息，單對單聯系，將一個股民拉入指定聊天群24或48小時后，這名成員獲得傭金13元，超過10個人頭后每拉一個人獲得傭金25元，成員每拉一人入群，該團伙老板獲傭金七八十元。拉入群之后，“吸粉”團伙就不管了，由下游團伙對這些“準詐騙對象”進行下一步“套路”。

　　手法四：“跑分平臺”“水房”“地下錢莊”等提供洗錢服務

　　詐騙團伙不直接進行資金結算，而是通過專門的“跑分平臺”“水房”等團伙以掙取傭金的方式，將錢洗白，轉給詐騙團伙。

　　太原市公安局反詐中心負責人張虹說，網絡犯罪“洗錢”也經歷了幾個階段：起初為銀行卡取現模式，在銀行卡多級流轉后，雇傭“車手”將錢取出來。現在則多通過第三方、第四方甚至第五方平臺等進行流轉，即錢入卡之后迅速轉賬，然后以購物、購買基金、股票等方式，進入資金池，或者通過對公賬戶，以企業交易的方式進行資金流轉。

　　民警說，洗錢團伙通過多張銀行卡互相轉，一級卡轉到二級卡，二級卡再轉到三級卡，轉到七八級的時候，有些會購買股票基金，或者偽裝成商戶轉賬。“經過幾個層級以后，錢有可能充到境外賭博網站，或者是購買基金、股票等。這樣錢就進了大資金池子里，再出來的時候，就分不清楚哪一筆錢是詐騙款，相當于洗白了。”

　　文某強團伙與上下游“服務商”交易往來全部以“電子加油卡”作為支付手段，1000元額度一張的加油卡，將條碼拍下來發過去即完成了交易，搭建一個APP只需要5張卡。

　　山西警方偵破的羅某勇“跑分洗錢”案中，羅某勇將自己團伙的支付寶賬戶二維碼掛到境外賭博網站，賭資全部進入羅某勇團伙支付寶中，該團伙收賬轉賬“洗錢”，最后通過中間人，將錢轉入賭博網站指定用戶，完成“跑分”。僅2018年3月的5天時間內，該團伙5人“跑分”600多萬元，傭金約為8%到12%。

　　手法五：虛假身份信息和受害者數據找“卡商”

　　無論是詐騙團伙，洗錢團伙還是提供作案工具、詐騙對象的“菜商”，他們使用的均是假身份信息，這部分“服務”提供者被稱為“卡商”。他們尋找相應的人購買身份信息“四件套”或者對公賬戶“八件套”。

　　“四件套”為身份證、銀行卡、手機卡和銀行U盾，每套第一手價格約500元到1000元，流轉到詐騙使用者手中每套可達七八千元。“八件套”則包括營業執照、印章、對公賬戶、U盾等。第一級價格為每套1500元到2000元，到使用者手中每套高達上萬元。

　　山西晉城25歲男子王某杰在今年3月，組成團伙，以本人或他人名義大量注冊公司辦理營業執照，注冊對公賬戶。同時也通過微信群在網上收購銀行公私賬戶，通過網絡和物流寄遞方式賣給境外詐騙和賭博團伙。王某杰甚至親自偷渡境外指揮，以每個對公賬戶10000元至18000元的價格販賣給境外的犯罪分子。

　　手法六：部分新技術成為犯罪“黑科技”

　　隨著網絡技術更新，一些不法之徒也不斷使用新技術、新應用來逃避警方打擊，比如Goip網絡電話就是近年來詐騙分子的“新寵”。

　　山西省公安廳打擊網絡電信詐騙犯罪工作專班的任鑫峰介紹，Goip設備是網絡通信的一種硬件設備，支持手機卡接入，能將傳統電話信號轉化為網絡信號。一臺設備可供上百張手機SIM卡同時運作，還可以遠程控制異地的SIM卡和Goip設備撥打電話、收發短信，實現了人與SIM卡的分離，達到隱藏身份、逃避打擊的目的。

　　手法七：“犯罪套路”也能購買

　　生活中，各種類型的電信詐騙手段和套路層出不窮，卻又似曾相識。民警介紹，“黑灰產”中還有專門制作詐騙“劇本”的團隊，這些不乏心理學、文學、偵查學背景的專業人士，編造“套路貸”“殺豬盤”“冒充公檢法”等各種犯罪套路。

　　“‘殺豬盤’原本是通過冒充談戀愛等感情手段誘使受害者投資或賭博，在文某強案中，談感情的階段直接省略了，上來就是投資詐騙。”民警說，詐騙套路也在變化。

　　農民工、大學生等淪為詐騙分子“工具人”

　　網絡犯罪分工的日益精細化，導致一些農民工、大學生等弱勢群體成為犯罪的“工具人”，淪為犯罪“幫兇”。

　　有民警表示，從近年來破獲的案件看，受雇開卡的群體呈現年輕化趨勢，輟學的社會閑散人員、外出務工人員、在校學生成為主要目標。這些群體欠缺社會經驗，愛貪小便宜，法律知識淡薄，受利益驅動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晉中市民郝某某因大量出售個人信息被抓后，警方發現他名下的公司有五六十家，分布在全國各地。他交代，一些中間人會提供機票安排他到各地注冊公司，開對公賬戶。

　　今年8月，鄭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買賣賬戶、冒名開戶的人員信息，其中“90后”占比超過一半；溫州警方同月公布的一批涉嫌買賣銀行賬戶、冒名開戶的160名人員名單中，“00后”占比一成多，“90后”82人占比約一半。

　　除出租和出售銀行卡、賬戶等信息外，警方介紹，目前大學生向犯罪分子出售或出租微信號現象愈發普遍，用過1年的微信號一手出售價格約180元，三年以上的則達到500元。

　　在這種畸形的犯罪鏈條中，也不乏“黑吃黑”的現象存在。郝某某在手頭緊張時，會將自己名下出售或出租的銀行卡進行掛失，偶爾也能截住部分往來資金。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公訴的一起電信網絡詐騙“黑吃黑”案中，嫌疑人假意賣卡，將售出的銀行卡掛失補辦，截住的詐騙款由此被據為己有。

　　斬斷“服務”鏈條 鏟除“黑灰產”土壤

　　山西省公安廳打擊網絡電信詐騙犯罪工作專班負責人賈勇生表示，遏制網絡犯罪不能僅依靠打擊，要消除其屢禁不絕的現狀，必須加強源頭控制，斬斷“服務”鏈條，鏟除“黑灰產”土壤。

　　首先，通信運營商必須切實加大通訊卡“實名”管控力度，斬斷“兩卡”販賣產業。比如，目前可以單位等名義批量辦理的流量卡、物聯網卡等被犯罪分子慣常使用，成為管理的薄弱環節。

　　2020年10月10日，國務院召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 “斷卡”行動，提出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采取堅決果斷措施，嚴厲打擊整治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違法犯罪，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切實維護社會治安大局穩定。

　　其次，加大對對公賬戶等的金融監管、治理力度。目前一些對公賬戶凍結難度很大，有民警反映，發現涉嫌犯罪的對公賬戶后，一方面難以查到具體開戶銀行，另一方面向開戶行提供相關凍結手續后，有的銀行也存在配合問題。他們建議，金融系統需要加大監管力度，對開戶人員進行核實調查，堵塞虛假開戶，對頻繁轉賬的異常現象加大風險控制。同時，銀監系統應出臺規定，實現對公賬戶中犯罪資金快速凍結。

　　再次，完善法律法規，對“黑灰產”從業者嚴打重判。民警反映，目前《刑法修正案（九）》雖然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網絡犯罪各“服務商”行為單獨入罪，但現實中操作難度大。

　　受訪者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首先量刑過輕，難以起到威懾作用，此罪最嚴重情形才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對許多“黑灰產”環節并不適用，如打擊對公賬戶買賣，警方主要以倒賣國家機關公文罪立案。而且，為網絡犯罪“提供服務”的環節鏈條愈發細化，難以形成證據鏈。此外，此類犯罪隨著時間推移證據滅失極快，許多犯罪分子被輕判或判緩刑，這些人出來后不少人“重操舊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