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倡什么樣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榜樣在哪里？或許這個榜單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經濟強省市依然是榜樣

　　2014年“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的前十名，分別是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內蒙古，90%集中在沿海地區；而在“中國重點城市發展質量排名”中，入選的前十名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無錫、佛山、蘇州、寧波、杭州、呼和浩特，也絕大部分都是沿海城市。

　　這絕非巧合。最近幾年，中國東部區域經濟發展增速都在降低，而在我們這個評價體系中，東部仍然獨領風騷，說明速度可以降低，但是一些好的發展模式，仍然需要堅守，不可放棄。

　　2012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3.8%，浙江為49.4%，在全國所有省份中，唯有廣東和浙江的占比沒有超過50%。能夠堅守正道，在逆勢中保持真實的競爭力，其努力尤其可貴。到了2013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6.8%，而浙江已經突破50%，呈現緩慢上升勢頭，這說明經濟形勢嚴峻，雖然國家文件上說要降低投資，依靠內生發展，但是目前落實并不理想，投資仍然居高不下。

　　具體到城市，深圳投資占GDP的比重最低，2012年只有17.9%，為國內唯一低于20%的城市，堪稱國內最具經濟造血功能的城市。2013年，這一指標則進一步降低到17.2%，發展質量獨占鰲頭。

　　廣州在2013年的成績同樣不錯，位居中國城市發展質量排名第二位，高于上海和北京，僅次于同省的深圳。這是對兩年來媒體熱炒廣州跌出“北上廣深”話題的有力回擊。

　　佛山進入前十名，同樣令人驚訝。一直以來，佛山是中國最有名的制造業基地，其所轄順德、南海均為中國制造業重鎮。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從事傳統產業的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率一定很高，佛山反而很低，其中有何奧妙？

　　我們的研究表明，最大的奧妙是，當其他地方都把資本投向了鐵工基，而佛山的投資，更多偏向工業設備等領域，而后者的投資額比前者小得多，雖然對GDP的撐門面效果遠不及重工業和鋪路架橋來得快，但是真實效率卻高得多。這樣的GDP，是一刀一槍拼出來的，是一針一線縫出來的，是值得真正尊敬的。佛山現象值得中國關注。

　　同類的城市，還有長三角的無錫。無錫除三產不夠發達之外，在其余幾乎所有的領域，均領先全國，尤其是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很低，與佛山一樣，作為工業城市，這非常難得。同時，無錫的單位產出效率，在國內位列前三。

　　榜樣并非“投資補課”能趕的

　　我們在調研時發現，中西部地區的主政者往往有一個普遍的情緒，認為東部已經率先崛起，現在該輪到中西部發展，憑什么我們不能靠投資？此即“投資補課”論。同樣，就國家層面而言，也存在一種“投資補課”論：歐美都已經是發達國家了，我們憑什么不能搞高投資？

　　席卷全國的“造城運動”，就是這一觀念下的產物。目前，中國很多城市虛妄之火猛烈，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而這種增長，效率是非常低的。

　　事實上，這里面有一個巨大的認知誤區。東部的發展，并非靠投資，從改革開放至今，廣東以及浙江的綜合投資率，是低于全國水平的，而非高于全國水平，其內生發展能力極度強勁，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體經濟，依靠制造業企業，不是說它們以前高投資，現在該輪到中西部，而是它們與國內平均水平比，從來就沒有高過。

　　就國家而言，亦是如此。“金磚四國”之間的投資比較，也許更有說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增長率至少在8%以上，與中國接近，但是，它們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卻比中國低多了。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為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平均是0.48，印度是0.27，巴西是0.17，俄羅斯是0.25。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超過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比歐美高，也比同樣奉行趕超戰略的“金磚四國”高。

　　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在趕超歐美的時候同樣沒有奉行高投資戰略。韓國在起飛期間，投資率為35%，而當下，日韓的投資率穩定在20%左右。

　　中國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平均投資率超過37%，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而自2003年以來，已經超過了40%。2013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了創紀錄的78.6%，比重超過50%以上的省市，占全國省市總數的80%以上，投資發展成為國家沖動。

　　作為后發國家，適度的“投資補課”可以理解，但是絕對不能沒有止境，乃至損害內需，戕害經濟元氣。

　　第三產業與民營經濟的能量

　　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在50%左右。2012年，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大約為44.6%，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確有增長的空間。

　　2013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重為76.9%，成功轉型為“三二一”的經濟結構。“北京模式”無疑為中國迫切希望轉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樣本。

　　不過，中國仍然屬于后發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產業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北京模式”恐難推廣，就國家大勢來說，中國仍需堅持制造業立國，第三產業不可寄望太高。

　　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在各個區域之間，同時也表現在各個經濟圈的城市之間。各個城市都力爭上游，搞平均主義并非上策，保持各自優勢，進行合理分工，最后達到產業協同，才是更優選擇。在杭州灣大橋通車之后，寧波雄心勃勃，宣稱要成為新興服務業基地，寧波將置上海于何地？

　　北上廣深率先完成第三產業布局，部分中心城市成為區域性服務業中心，多數城市以生產性服務業和工業立市，可能更為合理。全國水平無需追歐美，保持50%左右適中。

　　武漢的三產比重達到47.7%，雖然沒有達到50%，但是仍然高出全國平均水平。作為中部重要的重工業城市，武漢的產業轉型值得肯定。

　　除了第三產業，民營經濟的能量不可小覷。廣東和浙江經濟活力冠絕全國，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其強大的民營企業造血功能，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其真實經濟質量越高。華為、騰訊等崛起于深圳，方太、雅戈爾等崛起于寧波，絕非偶然。

　　但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傾向是，很多地方對于培育實業、扶持本土企業缺乏耐心，熱衷于央地聯姻，搞大項目，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百上千億，效果立竿見影，為眾多省市所追逐，助長了地方投機主義。

　　在此情況下，那些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地方，其發展更為艱難。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其發展的真實效率，亦比一般地方高，而其堅持實業，堅持培育本土企業，堅持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戰略，更富有遠見。

　　最近幾年，隨著民營經濟生存環境的逐步惡化，廣東和浙江的民營經濟占比，均有一定程度下滑，而福建則逐步崛起。

　　福建能夠入選前十名，其民營經濟的強勁功不可沒。此前，福建在沿海省份中，經濟總量并不大，但是，福建的民富卻比較明顯。福建在中國省級單位中民營經濟占比列前三，此次自貿區落子福建，未來需進一步發揮民營經濟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