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萬科是全球最大住宅地產商，您是老大的老大，請問您住的房子有多大？您有幾套房？

　　王石：這個牽扯到隱私，因為“紅燒肉”，我的家庭你們也知道了，我不說你們也明白。我的生活是比較簡單的，簡單當中自然包括住房。我到深圳之后創業時買過兩套住房，因為種種變故房子不在我名下。考慮各種情況，我現在是租房，不過住房反正是沒有問題的。

　　中國人為什么對房子那么感興趣呢？人們認為房子才是財產，才是家，和過去的老家、落葉歸根的觀念結合起來了，所以土地、房子在中國傳統觀念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個人來講，雖然我小時候對山區有很溫暖的記憶，但我畢竟遷徙到城市里。我出生在廣西，在還沒有記憶時就隨家遷徙到廣州、湖南衡陽、北京、鄭州，我還依稀記得在老家東北生活過三年。要說落葉歸根，我的家鄉在哪里啊？盡管我現在也鬢發衰，但就家的感覺來講，尤其是2011年出國到現在，我更覺得自己是地球人。當然，我的感覺、味覺、嗅覺也會表明我的民族是中華民族，但是到底哪兒是我的家，已經非常淡了。

　　退休之后我想生活在哪兒呢？我非常喜歡劍橋，無論是人文環境還是“尺度”。劍橋街道很窄，這是中世紀的尺度，恰好也是適合人的尺度，生活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彌漫著書卷氣，那里曾生活過像牛頓、達爾文、霍金這樣的大師，聽著鐘聲感覺他們的靈魂陪伴著你。但是要說溫暖和人情味當然還是要數中國！

　　Q2：在人人都瞧不起楊壯老師的誠信時，你就認準誠信是對的，這挺難。怎么才能保持這個信念？有人說，一些人不怕世俗眼光，正是因為堅信自己說的話。那么，我現在留下一個疑問要問：你這種很強的自信，是怎么來的？

　　王石：我先回答一下薛教授的問題。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沒有想象中那么難。我的經歷和教育告訴我就應該這樣做，現在更多的不是你糾結，而是你身邊的人糾結。拿不到好地我就要破產，但我寧可破產也不會違背原則。想通了之后，你就會覺得這就是你要做的。

　　你說王石這個人很堅強，但我不認為自己堅強，我是很脆弱的。拿相信我的舉手這個試驗來說，你不舉手對我沒什么打擊，但是當某種誤會，比如我培養的團隊誤會我的時候，員工感到彷徨的時候，我的心里就會很受傷。2008年賑災我捐200萬不少了，網上排山倒海罵我的時候我是難受的，因為我感覺到我的管理層壓力非常大。賑災，中國是災難頻發的國家，我們不能搞運動式募捐。另外，我覺得捐款應該出于自愿，而且不應攀比捐款多少，普通工人一塊錢和企業1000萬能相提并論嗎？錢數不同，但是心是一樣的。2008年的時候，萬科80后的員工已經超過60%了，我看他們用非常委屈的眼神看我，他們很委屈，而且不理解。那時候我很彷徨，我準備辭職，不是因為我說錯話，而是因為我的話影響了80后對我的信任，我的話給管理層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我的話造成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會影響股價，會影響銷售，會影響股東投資。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內心是很脆弱的。

　　Q3：王石老師，今天很高興參加思客講堂，聆聽您非常精采的演講。我想問的是，您剛才講到多少年來堅持的價值觀就是誠信，這個價值觀我們在七年前曾經做過探討，當時給我一個思路就是，現在企業家很多都是在40歲以下，他們提出一個主流價值觀，應該不是一部分人指引出來,另外一部分人堅守的，而是我們能不能成為這個價值觀的踐行者、豐富者、發展者、創造者，很多年輕人現在都開始創業，在這里我受到很大的啟示。改革開放30年來，企業家創造了很多的經濟財富，也有精神財富，這種東西能否轉化為我們的精神財富？最早我想問政商關系，有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有官員和企業家的關系，有談權力和金錢的博弈關系，不一而足，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并不重要了，如果可能我倒想請王石老師介紹一下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政商關系應該是什么和什么的關系？

　　王石：在2012年我們企業家有一個論壇，基本是半開放的，請誰來不請誰來未嚴格限制，基本上不請媒體人，所以是半開放，企業家自己談一些事情。2012年我們知道新一代領導人帶來了希望。我記得那時是作為輪值主席，我的發言主題就是自我更新，不是你希望上面怎么來改，而是你怎么來改，你的主題。今天說挑戰也好、主題也好,關鍵是自我更新，更多的不是政策怎么樣，而是我們應該怎么樣。我這樣不是號召，登山也不用號召。很多人談三中全會對我們今天的走向怎么樣？對我來講，我覺得更需要關注的是基本的東西，怎么變化代表未來。政策開放點走快一點，再保守一點你調整一些，再保守一點你就等于不變了。那這樣我們如何面對變化呢？所以我強調我們要自我調整，我非常清楚我是企業家，企業家自身階層如何完善呢？如果只是完善社會，企業家如何自己做到民主？你又是調動資源的力量，你不民主怎么能要求社會民主呢？比如上一屆在哈佛的亞洲論壇，哈佛留學生組織辦的非常有影響力的論壇，去年在國內搞得非常大的民間的一個投資基金，大家都覺得神秘得不得了，覺得他做得不可想象。到上面請一個著名的教授，剛講兩句話他說來給我跟他合影，非常粗暴，非常無禮。在中國很讓人羨慕的民間著名的資金投資者就這樣，而且不止一次。你想想在哈佛的外國留學生，我們的企業家這樣肯定是不行的。

　　我們要講法治，我們說司法上，賄賂是雙方的，得有行賄才有受賄，我不行賄就是我不給你，這是雙方的。所以要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企業做起。為什么要出去，因為我突然覺得我不能太自私，你過了在學校享受、愉悅、提高知識的那個階段，不僅僅是大學教師和學生的交流，更多的是和其他的人共同交流。所以如何讓社會進步，我覺得企業家的自我更新和現在執政黨開展的反貪運動、反腐敗的這種自我更新是一樣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本身我就覺得我是在自我更新，我有很多不好的東西，每個人都是中性的，有天使的一面，有魔鬼的一面。

　　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我剛才講在劍橋騎自行車，有一天我一看，我那個座沒了，雖然很近，騎自行車15分鐘，但是要走路得半個小時，我騎一個自行車下面沒座，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我想看哪個自行車的座，我能把它弄過來，但是我一邊騎一邊想這是大白天，我的自行車肯定是在晚上被弄的。

　　事后我都在反思，我怎么能這么想，我雖然沒這么做過，但是我情不自禁，誰把我的弄走，我也弄一個別人的去，從來沒想去買來換一個。很簡單，人會情不自禁，特定場景下我相信我是做得出來的，你說這是什么行為？人家會說大企業家能做這事？那是很可能的。一個人不是獨立的，互相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就像我剛才講的，我的員工很委屈地看著我的時候，那是一種不信任感啊，如果這時候安慰你兩句，這就是有共同點了。這個社會就是這樣，什么叫愛？什么叫慈善？什么叫憐憫？憐憫是人類最基本的東西，兔死狐悲本身就是動物最本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