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昨天上午，當當網公司內部突然發(fā)生了一幕精彩大戲，原本已退出公司管理層的當當網創(chuàng)始人、前總裁李國慶，突然帶領幾名“彪形大漢”上門強搶了包括當當網公章、財務章等在內的幾十枚印章，同時李國慶還發(fā)布了公開信，稱其前妻俞渝在管理當當過程中犯下“七宗罪”，并宣布自己已召開臨時股東會，依法選舉自己當選為當當公司新的執(zhí)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總經理，全面負責公司的經營管理。原執(zhí)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總經理俞渝不再擔任當當公司執(zhí)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總經理，并無權在當當公司公司行使任何職權，無權向當當員工發(fā)出任何指示，無權代表當當公司對外做出任何意思表示或者行為。

另一方面，控制著當當網及其官方媒體賬號的俞渝方面在發(fā)給澎湃新聞的聲明中表示，2020年4月26日早9：34，“李國慶伙同5人，闖入當當網辦公區(qū)，搶走幾十枚公章、財務章，公司已經報警。”同時表示公章和經營無關，已經掛失了，正在補辦。當當仍在正常經營。

今日中午，李國慶方面發(fā)表公開信稱自己是依法接管，所謂的“帶四個大漢”其實只是新董事、董秘和其攝像、助理、行政、司機等。并表示當當工作需要印章，盡可以與其聯(lián)系。

一石激起千層浪，李國慶奪公章事件一出，也引發(fā)了無數的爭論。首當其沖的雙方爭奪的焦點，公司的執(zhí)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總經理三個職位到底有什么職權?

當當網的大股東和高管都是怎么回事

通過在北大法寶“企業(yè)信息”查詢庫我們可以發(fā)現，當當網的主體公司北京當當網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當當網”)，其目前工商登記的法定代表人是俞渝，此外公司未設置董事會，執(zhí)行董事是俞渝。該公司成立于1997年，目前的注冊資本是：2億7000萬人民幣。

此外，我們發(fā)現當當網的唯一大股東為：天津當當科文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津當當)。

《公司法》中的執(zhí)行董事：

根據相關規(guī)定可以看出，執(zhí)行董事職權一般由公司章程約定，總體而言是在有限責任公司不設立董事會前提下，代行董事長職權的一種設置。

《公司法》和《民法總則》里的法定代表人：

由上可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公司的代表，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職責或看上去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其個人的行為和意思表示可以視為公司的行為和意思表示。

公司法中的總經理：

可見，總經理(即公司法中的經理)負責對公司的日常經營的管理，并對董事會或執(zhí)行董事負責。

如何罷免、任命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

了解完了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的職權，那么如何罷免和任命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公司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了股東會可以行使下列職權：

我們要注意的是，李國慶是通過召開臨時股東會來罷免俞渝職務的。

根據我國《公司法》第39條、40條，以及從公開查詢可以看到，李國慶擁有北京當當科文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當當科文)27.51%的股份，擁有超過十分之一的表決權，李國慶正是根據《公司法》規(guī)定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額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誤以為當當網的大股東是俞渝，但實際并不是。

公司法規(guī)定產生和更換董事是股東會的職權。雖然最終穿透到底的股權結構中，俞渝一方占有更多的股權，但俞渝本人并不是當當網的直接大股東。當當網的唯一大股東為：天津當當，換言之，只要天津當當做出決議，就視為股東會做出合法決議。

但在當當網的層面，天津當當公司的決議不是當然無效的，這需要再次舉證證明天津當當的決議存在瑕疵，而天津當當的背后的股東仍然不是俞渝，天津當當的股東唯一大股東是當當科文，當當科文的大股東才是俞渝。證明天津當當的決議無效，很有可能還要追溯到當當科文，而從當當科文進一步追溯到其股東會的決議的意思表示。且不論，俞渝最終的多數股權背后是否隱藏了復雜的股權代持、控制協(xié)議等復雜的表決機制，但就這個穿刺多層股東的舉證鏈條的復雜就可能導致漫長的訴訟周期。從當當網到俞渝的股權之間隔著三層子公司的設置，而股東本人的意思表示并不必然代表公司，而是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認定的。

或許有人會問，大股東不就是控制和代表公司的嗎?其實從法律上看，大股東的行為和意志并不必然代表公司。正如《民法總則》第五十七條所說，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換言之，法人的人格是獨立于其股東的，其意思表示亦然。如果俞渝需要通過其間接持股的大股東地位來論證天津當當都是虛假的意思表示，很有可能不成立，或者至少要面臨漫長的訴訟過程。

公章和財務章具有何種效力，如何認定真假？

法人的意思表示的獨立性。正如前文說到的，法人的意思表示獨立于其股東。正如 《民法總則》第五十九條，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從法人成立時產生，到法人終止時消滅。

《民法總則》第六十條也提到，法人以其全部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除了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和意思表示可以代表公司外。公司的公章、財務章和合同章等印鑒就是公司獨立意思的證明。

換言之，蓋有相關公章、財務章或者合同專用章的文件，可以視為公司以其獨立人格所認可的文件。

股東會決議違法怎么辦，能否直接認定無效？

首先，如果是股東會決議違反法規(guī)，即內容違法：根據《公司法》，相關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無效。但顯然此次當當網的內部爭斗不涉及違法的問題。

其次，如果是股東會決議的程序違反法規(guī)，即形式違法：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股東可以在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但如果李國慶可拿出天津當當的決議文件，則很難證明其是程序違法，俞渝一方需要先證明天津當當的意思表示無效，但是正如之前說的，這個證明需要漫長的訴訟過程。

最后，如果股東會的決議是違反公司章程(無論內容或形式都一樣)，股東可以在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但是這里涉及股東會的決議是否違反、如何違反了公司章程的問題，需要結合當當網的公司章程做出進一步判斷。

不論如何，要想證明李國慶所進行的股東會決議無效，絕不是俞渝一方一聲令下就能夠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發(fā)個聲明就導致李國慶主導的股東會決議無效。真正的“撥亂反正”，尚需要通過結合公司章程的規(guī)定和具體的案件情況向司法機關舉證，請求撤銷決議。且不說最后的結果如何，如果李國慶一方通過管轄權異議等各種手段延宕或駁回請求撤銷決議的起訴，就很有可能在短期內“外觀合法地”控制當當網。

公司控制權糾紛的救濟路徑

那么接下來，俞渝一方的可能反擊策略有哪些呢?

首先，是刑事舉報。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公權力機關能否接入公司股權糾紛?

以“搶公章”為關鍵詞在北大法寶法律數據庫中進行檢索，我們發(fā)現一共有136個案例與“搶公章”的行為有關。

其中符合刑事審判的僅有七起，由此可見，純因搶占公章導致的刑事案件并不多見。多數的搶占公章類型的案件被歸類為民事糾紛。

在媒體報道中，我們知道之前曾有過因公權力(主要是公安機關)介入公司股權爭奪糾紛，甚至幫助一方股東爭奪股權導致另一方當事人或者股東鋃鐺入獄的事件，這些案件都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不少學者認為，政府不宜過多的接入民間糾紛，尤其是公司的股權糾紛衍生除不少冤假錯案。2019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fā)展環(huán)境支持民營企業(yè)改革發(fā)展的意見》中明確指出：……(三)進一步放開民營企業(yè)市場準入。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精簡市場準入行政審批事項，不得額外對民營企業(yè)設置準入條件。

此外，意見還指出：保護民營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合法財產。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依法嚴格區(qū)分違法所得、其他涉案財產與合法財產，嚴格區(qū)分企業(yè)法人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嚴格區(qū)分涉案人員個人財產與家庭成員財產。持續(xù)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yè)和企業(yè)家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件。建立涉政府產權糾紛治理長效機制。

上述文件說明，“放管服”精神已經成為政府支持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為了防止再次造成侵犯民營企業(yè)和企業(yè)家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件，一般司法機關和經偵部門不會輕易介入民營企業(yè)的股權糾紛，成為公權力部門新時代的一個傾向性執(zhí)法趨勢。

其次，則是民商事訴訟。

除了上述提到的要證明李國慶的股東會決議無效或者撤銷需面臨漫長的法律訴訟，并不是俞渝一方單方面的宣布那么簡單。

民商訴訟程序按照一般流程，要經過從一審——管轄權異議——二審——再審的過程，這過程最長可達8-10年。

在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我們可檢索到：梁某與梁某1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申請案 【法寶引證碼】CLI.C.5468671，其中就涉及到侵占返還公章財務賬冊等問題。

但判決時，距離案件事實的發(fā)生已逾10年。

最后則是私力救濟。

私力救濟，簡言之就是不通過國家公權力機關的接入，案件當事人通過自身的資源和能力維護自己的權利，并造成對自己有利的結果。

本案例中李國慶采用的就是類似私力救濟的行為。通過取得公章方式實際控制公司實際控制企業(yè)的人往往可以有效控制公司資產、人員甚至改變商業(yè)模式。造成一方對公司實際控制的既成事實。

而李國慶則選擇了最后一種方式進行，讓人不由得感慨李國慶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點。

為何說李國慶的背后有高人指點？

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當當網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之爭，遠比外界想象的“俞渝控股比例高，因此控制權最終會回到俞渝手里”之類的簡單判斷要復雜得多。實際上最終的公司控制權到底會“鹿死誰手”，還需要仔細考察以下的因素：

1.實際上控制公司或企業(yè)的第一要義，就是控制的公章、財務章、銀行印鑒和財務賬目資料�？刂屏松鲜鲑Y料就等于把握住了公司人格獨立和意思表示的關鍵，其他公司控制問題可能因此而迎刃而解。如果沒有公章、財務章或者合同財務章等作為公司的行為和意志的背書，相關管理者或員工乃至股東的行為就僅代表他們自己，而不能被認定為是公司行為。

2.爭奪公司控制權的第二要點，就是組建財務、管理、安保及律師團隊對既成事實進行保護，造成公司控制權實際已經易手的既成事實。

而從李國慶所帶的四名人士分別為：董事、董秘(負責內部管理及財務梳理)、安保人員(負責維持秩序)、律師(負責控制權的方案制定、見證合法性、合規(guī)性)。從各方面保證了自己的行為合法合規(guī)的同時，有效的造成了公司控制權落入李國慶之手的外觀證明。

3.根據公司的內外部情況擇機行動，即把握搶占公司控制權的最佳時機。不得不說李國慶選擇了合適的時機和切入點，俞渝在疫情期間強行開工導致當當員工發(fā)生群聚性感染，同時財務的營收方面未見明顯起色。而李國慶選擇在“4.23世界讀書日”后的第二天宣布了相關臨時股東會的召開，正是看準了公司內外對現行當當網管理層的普遍不滿，為爭奪公司實際控制權制造了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

之前已經論述，現在的法治和行政執(zhí)法環(huán)境下，公權力不宜過多接入民營企業(yè)糾紛，因此誰實際掌握公司的控制權并造成既得事實的客觀效果，想通過刑事立案來解決糾紛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俞渝一方如果不能實際控制公司，可以采用訴訟的手段維護權益，但其背后的投資協(xié)議和股權設定極其復雜，結合中國及北京地區(qū)的特殊司法案件審理的壓力，通過管轄權異議、訴訟保全、一審、二審再審等途徑，最終可能使得相關案件的最終的判決延宕到10年之后才會有結果。即便最終俞渝一方成功獲得勝訴，完全不能妨礙李國慶在長達10年的期限內成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而10年之后的商業(yè)環(huán)境和公司價值早已發(fā)生變化，即便空有判決文件，其執(zhí)行的策略和結果也是千差萬別的，很可能完全執(zhí)行完畢屆時其結果已經完全不重要了。

小結

公司的控制權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其背后是財務、法務、戰(zhàn)略、控制力、組織資源和輿論控股之較量，最終的結果取決于雙方制定的策略和誰能夠有效控制公司 的既成事實。并不會因雙方在社交媒體或者自媒體賬號上徑自宣布對方的“非法”或 者“無效”而改變其根本格局。所謂的既成事實中，公司控制的公章、合同專用章、財務章、銀行印鑒和財務賬目是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因此，目前的局面是對李國慶及其團隊略微有利的，當然具體的爭奪還需要看背后的股東之間的協(xié)議、公司章程和公權力介入的程度等復雜的博弈機制。 【責任編輯/林羽】

(本文作者為法學博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來源：北大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