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結構性失衡”，是對我國經濟突出問題根源的把脈，而要對癥施治，還得多靠對某些舊機制和產權問題的改革。

　　12月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經濟的“把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據新華社報道，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

　　“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概念，是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首次提出，也可以說是經過一年多實踐以后摸索出來的重要經驗。

　　“重大結構性失衡”，至少應包含幾個層面的內涵：首先，“結構性”是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也就是說，“結構性”才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也是其落腳點，離開“結構性”，供給側改革就沒有價值、失去意義。

　　其次，需要著手解決的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而非一般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像“三去一降一補”涉及的問題，就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

　　說重大結構性失衡是中國經濟突出矛盾的根源，也是“問題導向”的治理思維下對問題的精確診斷。畢竟，重大結構性失衡的焦點，就在于產能過剩。而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矛盾，都是產能過剩引起的，或與產能過剩密不可分。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曾透露，“十二五”期間，我國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負債率超過70%，此外粗鋼產能利用率由2010年的79%下降到2015年的70%左右，鋼鐵產能已由區域性過剩逐步演變為絕對過剩。東北的有些僵尸企業，就是其表征。

　　更可怕的，不是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周期性產能過�！保蚴窃诮洕^熱下產生的“非周期性產能過剩”，而是長期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的供需結構脫節。因其涉及行業、領域較多，影響程度深遠，若不及時化解，可能引發系統性的危險甚至危機。

　　因此，在一定時期內，化解產能過剩都會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本途徑，就是以改革促轉型。用改革手段去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不是就具體問題談具體問題，也不能只針對“五大任務”去改，而應立足于對供給端妨礙供給結構適應需求變化的舊體制的改革。

　　尤其是“有形之手”越位和缺位比較嚴重、起反作用比較大的領域，應作為改革的重點。這就要求通過產權確權和保護、負面清單等舉措，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讓過剩產能在改革中逐步轉化成有效產能，更不斷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值得強調的是，過去在結構調整方面，始終存在著過度依賴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干預的現象，價格調控如此，投資調控亦是，不是收縮銀根就是調控手段“一刀切”。所以，調控的結果也始終避不開大起大落、忽冷忽熱。但地方政府行政力量推動，本就是造成新一輪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

　　在此情形下，這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也回避不了用行政手段，如減少財政補貼、對處于僵尸狀態的企業停貸等，但從總體上講，仍要靠改革，以解決體制和機制問題為切入點。因為市場是調適供給對需求的適應性、需求對供給的依賴性的最好手段。（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