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爐的《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揭示，盡管“北上廣深”在推進“互聯網+”的進程上仍有顯著優勢，但以成都為代表的中西部地區正迅速崛起。

（圖片來源：互聯網）

上述《報告》由騰訊研究院在2018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峰會上發布，從指數排名上看，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成都位列2018中國“互聯網+”總指數前五名，這一指數參照了各城市數字經濟、數字政務、數字文化等指標。

　　而縱觀各個城市的“互聯網+”發展態勢，從數字政務發力，在數字經濟領域突出自身優勢和特色，或是中西部城市加速趕超的一條可行路徑。

　　數字經濟競速

　　上述《報告》顯示，以成都、武漢、重慶等為代表一些中西部城市在數字經濟領域脫穎而出，與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差距逐漸縮小，顯現出加速追趕一線城市的勢頭。

　　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認為，以北京和天津為核心的環渤海經濟圈、以上海和杭州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以廣州和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在中國經濟包括數字經濟增長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而中西部城市平均年增速快于東南沿海城市。特別是以成都和重慶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快速崛起，已然成長為中國數字經濟的第四極。

　　一般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產業為依托，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在這其中，數據是重要生產要素，網絡是重要載體，信息技術應用是重要推動力。

　　前述《報告》指出，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較2016年增長17.24%，為26.7萬億元，相較于全年6.9%的GDP增速，中國數字經濟的增長速度迅猛。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也由2016年的30.61%，上升至2017年的32.28%。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提質增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也正是在這一趨勢下，數字經濟或將成為重塑中國區域經濟版圖的重要因素，而多個中西部城市也試圖在數字經濟領域加速，趕超東部沿海地區。

　　從2017年以來，成都召開了多場以新經濟為主題的專題會議，并發布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動成都的新經濟發展，同時成都還在全國率先成立新經濟發展委員會。成都先后出臺推進數字經濟、流量經濟、智能經濟、共享經濟、綠色經濟發展和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的配套政策，制定實施新經濟企業梯度培育計劃，規劃建設獨角獸島等發展載體，設立100億元新經濟發展基金。近日，成都還剛剛成立了全國首家新經濟企業俱樂部，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成都力爭到2022年基本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新經濟產業體系，成為新經濟的話語引領者、場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態創新區。

　　從目前全國各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看，中西部城市在數字經濟一些領域上甚至已經領先東部沿海地區。

　　在成都，游戲產業不僅誕生了《王者榮耀》這樣的現象級產品，其游戲產業更是以產品研發為核心，囊括發行、運營、渠道等多個領域，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產業鏈。數據顯示，僅2017年，成都高新區規上游戲企業總營收超過200億元，同比增長66.7%。同時，憑借著良好的產業基礎及濃厚的文創氛圍，成都游戲產品正加速“走出去”。

　　在賽迪智庫電子信息產業研究所所長安暉看來，2017年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年，一方面，數字經濟將推動消費需求加速釋放，隨著網絡環境的改善和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數字經濟越發廣泛地融入居民生活；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將引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等新技術新裝備快速應用與發展，數字技術開始融入到傳統產業之中，引領推動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而前述騰訊《報告》則指出：“2017年‘互聯網+’產業指數的增長延續了2016年西高東低的局面，東部、中部、西部產業指數的增速分別為50.36%，67.37%，75.60%。產業發展速度西高東低的局面未來可能持續。”在此過程中，中西部地區領先城市的數字經濟是否存在趕超東部的可能？至少從目前的趨勢看，一些城市已經顯現出成功的端倪。

　　“實際上成都發展新經濟不是彎道超車，而是直線競速。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誰較早地抓住機遇，誰就有可能占據城市競爭優勢，搶占新一輪城市競爭的制高點。”成都市新經濟委政策研究處處長周成說。

　　數字理政樣本

　　從互聯網在中國逐漸普及開始，以政府公共信箱、政府網站為主要載體的網絡問政就在各地逐漸開展起來，而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乃至人工智能的應用，一些城市開始由傳統的網絡問政向數字理政進化，成都便是先行者之一。

　　相比以往，數字理政的創新和進化到底在哪里？成都市大數據和電子政務管理辦公室的一位官員透露，成都市著眼借助信息技術發現問題和趨勢，提升政府服務和管理的效率，進而改進政府治理方式。2016年年底，成都市就建成了集網絡信箱、網絡論壇、市長公開電話、網絡理政APP、微信、微博于一體的網絡理政平臺，全方位、多元化受理社情民意，實現民生訴求受理平臺、辦理系統、工作標準、辦理流程、考核監督、數據共享“六個統一”。按照“基礎在網、關鍵在理、核心在為民”的工作思路，重點在政民互動、政務公開、辦事服務等領域積極推動網絡理政工作，積極構建網絡理政成都模式。2017年，成都市網絡理政工作成效比較明顯，民生訴求回復辦理率99.2%，解決率84.1%，群眾滿意率86.7%。

　　在業內人士看來，從數字政務的視角觀察，傳統城市和政府是按業務、管理職責分別設定各個部門并各司其職。而數字政務則需要用數字化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資源，統一處理政府各方面的信息，并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政府管理與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智能化和社會化。

　　在數字政務較為發達的韓國，該國在2011年就建立了“唯一視窗電子政府”服務平臺，提供在線公民登記、房地產交易、汽車注冊管理、個人稅收等政府管理和服務。而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首爾在公共交通、垃圾處理、數字服務等方面進行了多樣的嘗試，以其夜間巴士為例，首爾政府曾通過出分析租車交易記錄等大數據，精準地對夜間交通人流方向進行了分析，優化了夜間巴士的線路。

　　前述《報告》指出，回顧“互聯網+政務服務”三年的發展歷程，政務服務數字化取得快速發展、百花齊放的同時，也向更廣、更深、更高方向發展。同時，成渝城市群的數字政務指數增幅遠超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我們希望數字理政不僅能為市民提供更為便利的服務，同時也能為政府的決策做出有效參考。”前述成都市大數據和電子政務辦官員說，“比如最近成都推出的剛需家庭可依序優先搖號選房的政策，就是我們通過數據梳理分析大量市民反映問題的基礎上，由市委市政府作出決策，迅速解決了老百姓集中關心的問題。”

　　在業內專家看來，加快公共服務的數字化進程是現今政府機構的一大重任，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能夠促進產業蓬勃發展、增進公民參與，進而支持社會整體可持續發展。

　　而前述《報告》還指出，2017年，數字產業與數字政務的相關性更加顯著。2017年數字政務指數每增加1點，數字產業指數大約上升2.70點。這也意味著，數字政務指數與數字產業指數具有非常強烈的正相關關系，數字政務指數高的地區，數字產業指數也相對較高。

　　這是由于產業數字化發展離不開政府投入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數字政務指數較高的地區，政府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供給質量相對較高，有助于數字產業的發展。（孟良）

　　轉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