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首現負增長，降幅高達6.8%。隨著疫情在我國逐漸得到控制，復工復產和復商復市相繼推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主線也由“衰退”轉入“復蘇”。二季度我國GDP實際同比增速回升轉正至3.2%，經濟恢復速度略超出市場預期。那么，在全國經濟復蘇的態勢之下，各地又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正增長省份過半，各省普遍恢復。分省份來看，一季度僅西藏一地實現了經濟的正增長，但增速也僅有1%，其他30個省份普遍錄得負增長。而上半年錄得經濟正增長的省份已達16個，超過全國省份的半數，其中西藏以超過5%的經濟增速繼續領跑，新疆、貴州等西部省份增速也普遍較高、緊隨其后。受疫情干擾較重的湖北和黑龍江兩省上半年經濟增速墊底。全國各省份二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均要高于一季度的增速水平，反映出普遍的恢復態勢。

　　西部區域增速轉正，東北情況依然欠佳。從全國各區域的恢復情況來看，上半年西部省份整體表現較好，西部地區GDP累計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3.8%轉正至0.5%，是各區域中唯一一個上半年錄得正增長的地區。剔除湖北省外，中部地區上半年經濟同樣可以錄得正增長，東部地區經濟增速降幅也不足1%，但東北地區情況依然不佳，上半年GDP較2019年同期下滑超過3%。

　　恢復誰最突出？推動力量何來？

　　為什么有些省份在全國復蘇的浪潮中表現突出？背后又主要是由什么力量推動？

　　西部經濟恢復，重慶一馬當先。二季度重慶市的經濟恢復程度全國居前，在經濟增長最快的西部省份可謂一馬當先。從三大需求來看，重慶市經濟呈現出全面改善。二季度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當季同比增速較一季度提升26.7個百分點，在全國各省份中位居第五，社消零售總額增速較一季度提升23.4個百分點，在數據可得的21個省份中位居第二，僅次于海南（受到免稅政策的帶動），出口同比增速提升47個百分點，同樣在全國位列第二，僅次于湖北。

　　基建投資表現突出，積極財政有力保障。從投資端來說，重慶市三大類投資中以基建投資的表現最為突出，一季度基建投資增速跌幅還高達近15%，二季度基建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大幅回升轉正至4.1%，改善幅度在三大類投資中居首，房地產投資也有不錯表現，上半年實現了正增長。基建投資迅速恢復和地方財政支持不無關系，2020年前5個月重慶市財政自給率較2019年同期下滑近7.4個百分點，財政政策的積極擴張為基建投資提供了充分的資金保障。

　　高技術投資可圈可點，營收良好信心增強。雖然除去地產和基建的整體投資增速比較低迷，但是重慶市的高技術產業部分投資表現同樣可圈可點。2020年上半年全國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速6.3%，而重慶市錄得16.2%，超出全國平均水平近10個百分點，特別是高技術服務業，全國投資增速僅7.2%，而重慶市高達45.1%。營收的高增長給了企業投資很大信心，2020年上半年重慶市規模以上信息服務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速超過27%，而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整體營收增速還在-7.4%。

　　可選帶動消費改善，汽車、家電明顯修復。重慶市消費的恢復得益于可選消費部分的帶動。從限額以上各品類零售情況來看，二季度金銀珠寶類零售增速較一季度上行57.6個百分點，汽車和家電類零售增速均較一季度上行超過46個百分點，三者改善幅度占據了前三甲。而以糧油食品類為代表的必需消費增速改善情況居于末位。

　　為什么二季度重慶市經濟能夠得到全面恢復？這和其產業結構關系很大。兩大支柱產業集群均表現不俗，重慶市的經濟恢復自然也就領先全國。

　　電子逆勢增長，行業出口導向。重慶市制造業確立了八大支柱產業，其中電子信息行業是重慶市兩大最重要的產業集群之一。上半年，在其他支柱產業增加值增速普遍不高的背景下，電子產業增加值逆勢增長8.6%。重慶市的電子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導向的，上半年重慶市出口結構中，超過四分之三屬于以電子信息產品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品，僅筆記本電腦一項在重慶市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就超過了40%。

　　線上活躍催生需求，率先復工迎來訂單。一方面，由于全球普遍被卷入這次疫情，隔離措施使得線下活動受阻，而線上活動愈發活躍。另一方面，韓國、日本等電子產品出口大國疫情暴發在我國之后，產業鏈供應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因此部分海外訂單就轉移到能夠率先復工的中國，進而拉動了重慶的電子產業。

　　汽車需求釋放，青睞私人交通。對于重慶市另一大產業集群汽車行業而言，疫情防控最為嚴峻的階段銷售活動曾一度停滯，受影響很大。生產自然也受到制約。隨著復商復市的推進，前期壓抑的需求逐漸得到釋放，中汽協和乘聯會口徑的乘用車銷量增速震蕩上行。并且，由于疫情還沒有完全過去，大家對公共交通出行仍持謹慎態度，形成了私家車對于公共交通的替代趨勢，從而使得汽車行業迎來較快恢復。

　　廣東仍處負增長，恢復不如江浙。同處東南沿海的經濟大省，2020年以來廣東的經濟表現明顯要落后于江浙兩省。雖然均遭遇到了疫情沖擊使得一季度經濟跌幅較深，但上半年浙江和江蘇GDP同比增速均實現了正增長，而廣東省GDP同比增速仍達-2.5%，經濟恢復程度不及江浙。

　　消費率約占五成，超過投資率水平。廣東、浙江和江蘇三省同屬于消費大省，2017年廣東和江蘇的最終消費率水平均超過50%，浙江也錄得49%，而且三省的最終消費率均要超過資本形成率（即投資率），因此，消費的恢復情況對于三省的經濟復蘇顯得尤為重要。

　　消費恢復排名靠后，刺激政策晚于江浙。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表現上來看，二季度江蘇和浙江兩省社零同比增速較一季度提升均超過16個百分點，而廣東省排名相對靠后，提升幅度尚不足10個百分點。雖然廣東省和江浙兩省一樣，也發放了較大規模的消費券來拉動消費，但是推出時間要晚于江浙，最開始的額度也不是很大。此外，廣東省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也由于疫情下調較晚，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消費需求的恢復。

　　浙江出口強勁復蘇，表現同樣好于廣東。另一方面，浙江和江蘇的出口恢復情況也要好于廣東，對于經濟的改善同樣幫助很大。特別是浙江省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速由負轉正至超過10%，實現了強勁復蘇。而廣東省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速超過-7%。

　　出口結構存在差異，浙江紡織品占比較高。通過浙江和廣東兩省出口結構的對比，我們能夠看出，廣東省機電產品出口比重較高，2019年廣東機電產品占出口商品比重高達69%，遠超過浙江省的45%，但是在紡織制品方面，廣東的出口遠比不上浙江，2019年浙江省紡織制品出口金額占出口商品比重高達14%，廣東省只有3.3%。

　　防疫物資需求激增，浙江出口受益較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特別是海外疫情二季度以來相繼進入暴發期，人們對于口罩等防疫物資的需求出現激增。我國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金額同比增速由3月的-6.3%直接跳升至4月的49%，其后持續處于超過50%的高位水平。而紡織品出口占比較高的浙江，無疑成為了受益者，出口迎來了較快修復。

　　安徽經濟表現亮眼，二季度增速中部居首。中部六省之中安徽省經濟表現亮眼。二季度安徽省GDP同比增速超過7.3%，在中部六省中居于首。

　　新興產業布局已久，新動能帶動高增長。安徽省經濟的高增長主要由新動能所帶動，自2010年以來，安徽省就發力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的比重已從2017年的不足25%提高到2019年的35.5%。疫情沖擊過后，新興產業增長的快速回升帶動了安徽省經濟增速反彈。二季度，安徽省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一季度分別提升18.2和21.2個百分點，而同期規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僅提升14個百分點。

　　進軍集成電路產業，培育國內代工龍頭。在集成電路領域，早在2013年合肥市就出臺了《合肥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2013~2020年）》，宣布發展集成電路產業。2018年安徽省提出“一核一弧”，圍繞合肥打造安徽集成電路產業空間。2015年成立的合肥晶合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已成為中國大陸地區本土晶圓代工的龍頭，其12寸晶圓已經正式量產，2019年公司營收超過5.3億元，由于正處于產能爬坡期，營收增速實現了77%的高增長。今年二季度，安徽省集成電路產量增長18.7%，超過全國產量增速2個百分點。

　　新能源車重點發展，產業規模初步形成。在新能源車領域，依托省內原有的汽車產業集群，再加上招商引進的方式，安徽省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規模，2019年安徽省新能源車產量占全國比重接近10%。而安徽省新能源車行業產值增速自2015年以來就持續高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的增速水平。2020年4月底合肥市政府與蔚來達成關于蔚來中國總部落戶合肥的協議，這類合作有望帶動安徽省新能源車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

　　政府基金引導，撬動社會資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省新興產業發展進程中，財政資金引導的“風投模式”很有特色。合肥市參與投資京東方就被人們津津樂道。安徽省更是設立了省級投資集團，根據《安徽省投資集團產業基金發展報告（2019）》，安徽省投資集團以省級財政投入撬動了2.8倍資金。從2019年上半年政府引導基金的地域分布來看，安徽省以120支的基金數量位居全國第五位，更是中部省份的第一名。

　　服務消費剛剛打開，經濟復蘇有望延續

　　一季度疫情嚴峻，線上行業巋然獨存。地方經濟恢復情況的變化，其實能夠和全國經濟復蘇的脈絡相互印證。一季度特別是前兩個月由于受到疫情的干擾，除了能夠轉移到線上的行業之外，其他多數行業均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一季度我國除信息服務行業和金融業增加值增速實現正增長以外，其他行業增加值增速多數錄得負增長。這也使得地方經濟增長普遍陷入低迷。

　　復工復產率先推進，海外封鎖支撐出口。到了一季度末二季度初，一方面，隨著疫情防控逐漸轉入常態化，復工復產推進，前期推遲的施工項目也加快趕工，中游裝備制造行業的需求尤為旺盛，挖掘機銷量增速持續走高，工程機械大省湖南表現突出；另一方面，海外疫情開始擴散，對防疫物資的需求激增，而國外供應鏈受阻也使得部分訂單轉移到國內，共同支撐了我國的出口增速，防疫物資出口占比較高的浙江經濟恢復也就超過了廣東。

　　可選消費需求釋放，汽車、家電銷售改善。在工業生產率先打開的背景下，需求制約就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二季度以來，復商復市進程有所加快，可選消費需求在疫情壓抑之后迎來了釋放，特別是汽車、家電銷售逐漸改善。乘聯會乘用車批發、零售銷量增速震蕩上行，限額以上家電音像類零售同比增速也持續回升，這使得以汽車作為支柱產業的重慶市在二季度經濟恢復中一馬當先。

　　服務消費需求尚弱，經濟復蘇有望延續。目前來看，部分服務消費才剛剛打開，還處于偏弱的態勢，以影院行業為例，7月高峰期的全國觀影人次也不足150萬人，遠低于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但對于這些行業而言，能夠復工就已經是個好的開始，我們相信，只要國內疫情不再度暴發，這些行業的需求也會逐漸得到修復，我國經濟弱復蘇的勢頭有望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