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既契合相關國家推進工業化的訴求，又可帶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推進制造業提質增效的重要途徑。作為一次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嘗試，戰略的推進沒有現成經驗可借鑒，更無固定模式可參考。應穩中求進，克服急于求成，避免陷入“四重四輕”的誤區。

　　一、重項目，輕規劃

　　國際產能合作以項目建設為抓手，通過合作建設境外產業園區和產業集聚區，將中國的優勢產能與合作國的需求有效結合起來。項目本身很重要，得到的關注也最多，但往往會使參與產能合作的各方步入這樣的“誤區”：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就是項目建設，就是項目投資，只要能上幾個“大工程”、“大項目”，就可以一勞永逸。顯然，這種思維模式沒有突破“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框架。通過項目建設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更重要的是為了提升中資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水平，增強中國資本和制造業技術在世界的影響力。如果缺少配套，缺少切合實際的規劃，項目即便被爭取過來，打開新局面的難度會很大。

　　相比于豐富的項目建設儲備，一些地方規劃則在內容上稍顯單薄，沒有在定位上進行精準的設計，存在著爭定位、搶項目的傾向。為凸顯本地區在對接國際產能合作中的重要性，“起始點”、“橋頭堡”、“戰略支點”被很多省份用來形容自己的定位。爭搶定位更多是基于提升知名度的考慮，更多是為日后取得項目建設資源進行的宣傳，背后缺少堅實的機制、路徑支撐，也缺乏對自身優劣勢的準確分析。將本省資源與合作國家的產業結構、市場容量、產業升級趨勢做好對接，提升區域產業配套能力才是各省應該著重考慮的戰略性問題。

　　二、重裝備，輕人才

　　裝備和人才是制造業升級的兩個要素，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實現制造業提制增效同樣離不開裝備和人才。但在實踐中，裝備往往看得見摸得著，購買新設備、更換新機器，企業不吝重金。人才培養本身具有周期長、見效慢和難度大的特點，需要對技能人才進行投入時，許多企業卻收緊了口袋。多年來，與裝備聯系最為緊密的固定資產投資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但“適合全球化要求”的年輕工程師只有約16萬人（2014年數據），不到美國的1/3，“重裝備，輕人才”的傾向較為明顯。

　　目前，開展國際產能合作需要兩大類人才：一是制造技術功底扎實的高級技術工人。二是需要大批懂外語、懂外交、懂法律、懂經營的復合型人才。然而，我國在這兩方面同時存在著人才“短板”。首先是高級技術工人短缺，企業“有米而無巧婦”。數據顯示，目前發達國家高級技術工人占參與工業生產總人口的35%左右，我國僅有4%，高級技工短缺近60萬人。其次，由于缺乏復合型人才，企業很難適應國外投資環境和國際市場的競爭，我國企業跨國經營指數只有20%，世界頂級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指數一般在50%以上。

　　三、重建設、輕環保

　　輸出的產能集中在建材、鋼鐵、裝備制造等領域，這些產業有兩個特點，一是合作國的需求旺盛，在這些產業上存在產能不足的問題。二是產業能夠迅速帶來效益。對合作國來講，“項目一上，黃金萬兩”�？焖佼a生的收益很容易讓雙方在初期將精力放在“創收”上，對開工建設關注得多，對環境保護關心得少，無暇綜合考慮能源消耗、環境保護等因素，從而走入“重建設、輕環保”的誤區。

　　當前，綠色、生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發展的理念和共識，忽視、違背這一理念，必將與制造業發展的主流格格不入。此外，在項目建設過程中，環境、生態標準往往成為激化矛盾的導火索，成為國際反華勢力攻擊中國產能輸出的借口。在生態化已經在全球取得共識的背景下，推進國際產能合作落地同樣不能忽視環保因素，不能以犧牲合作國家的長遠利益和生態環境為代價。否則，對內既達不到“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倒逼企業進行綠色生產、加快轉型升級”的目的，對外也將授人以柄，留下“掠奪式開發”的印象，對“中國制造”、“中國品牌”將帶來損失。

　　四、重收益、輕風險

　　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載體。項目建設，首先考慮的自然是項目的收益，這也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本無可厚非。但收益和風險從來都是相生相伴的，收益往往可見并且人們愿意去看到收益，風險則恰恰相反，不易被發現，人們也不愿意去主動面對風險。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定式可能會衍生出“重收益、輕風險”的傾向。沿線國家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國家關系錯綜復雜，存在地緣政治風險和投資安全風險。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大國角逐使區域局勢復雜化，美、日對中國優質產能輸出的刻意排擠，合作國或多或少對我國輸出的產能存在著疑慮，擔心是落后產能在空間上的簡單平移。從投資安全的角度看，合作國家范圍廣，法律、法規的一致性、完善性和連續性等問題不容忽視。種族、民族、宗教等問題相互混雜、交織聯動，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極有可能抵消其參與產能合作建設的積極性。（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產業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魏琪嘉）

　　轉自：中國石油報